帕慕克在《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里》回憶了他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今日，博斯普魯斯海峽是回望伊斯坦布爾天際線的最佳場所，能看到清真寺的輪廓們從小山丘上挑出來，海洋的藍染在每一座房屋上。

以前也是如此。富人們喜愛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邊建度假別墅—學名叫做“雅驪”。那是木質(zhì)結(jié)構(gòu)的清秀房屋，通常刷上嫩黃的顏色。推開窗，便是夢境一般的博斯布魯斯。

對帕慕克來說，印象最深刻的竟是燃燒著的雅驪。他引用坦皮納的話說：“看見一棟古老的木造別墅焚為平地是一種樂趣。”奧斯曼帝國的帕夏（貴族）們也曾享受過同樣的樂趣。一旦有火災發(fā)生，他們便興奮地跳上馬車奔赴現(xiàn)場，攜帶御寒工具，甚至還有煮咖啡、熱食物的爐子。

和帕夏不同，帕慕克的樂趣根植于“某種心靈疼痛”，是“內(nèi)疚、失落、妒忌”。奧斯曼統(tǒng)治的五百年期間，伊斯坦布爾火災頻繁。狹窄街道和木質(zhì)房屋搭配在一起，火災的發(fā)生看來不可避免。失去家園的人們雖喪氣，但竟把這種不幸視為“命中注定”。

在我們大宋朝的東京城以及其他幾乎所有城市里，同樣如此。

《宋史·五行志·火》記載了兩宋三百多年間的二百多次大型火災，其中東京城的火災達到四十四次，位居第一。“內(nèi)酒坊火”、“相國寺火”、“玉清昭應宮火”、“太平興國寺火”、“開封府火”……民居，寺廟，皇宮，官府，火，火，火！

火災頻發(fā)的原因之一是自然因素，包括雷電和自燃。天圣七年（1029）六月的一場大雷雨，使修了七年的玉清昭應宮“二千六百一十楹”燒為灰燼。至于庫房、草場、料物場等地的火災，則多與堆放物資自燃有關。

原因之二是人為因素。城市建筑分布過于密集，街道狹窄，而茅草屋、磚瓦屋等木結(jié)構(gòu)建筑，幾乎遇火便燃。東京城面積五十三平方公里，人口近百萬，人口密度即使放到現(xiàn)在也是驚人。更何況當時房屋低矮，人口及建筑的密集程度可想而知。一旦起火，火勢極易蔓延，往往持續(xù)一夜都難以撲滅。

火災的損失總是慘痛的。宋廷不得不加以重視，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加以防治。首先，成立專門的城市消防隊，稱之為“潛火隊”，通常由軍隊組成。每坊三百步設有軍巡鋪，在高處修有“望火樓”，專門有人在樓上張望火情。樓下設有“消防站”，內(nèi)屯百余人的消防隊伍和各類救火物品，包括“大小桶，灑子，麻搭，斧鋸，梯子，火叉，大索，鐵貓兒之類”（《東京夢華錄》卷三《防火》）。每當出現(xiàn)火情，專門報火警的快馬“望火馬”迅速來報，軍廂主、三衙軍隊、開封府潛火隊迅速出動救火。

衙門治火的思路有著企業(yè)家般的清晰。一，從源頭堵。不僅進行嚴格的燈火管制[“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東軒筆錄》），然而夜市和夜禁竟是并行不悖的]，并在易發(fā)火災之地采取安全措施。二，設立嚴格的懲罰措施。那些違法的、放火的、破壞救火的，皆重罰，甚至株連親屬。官員對救火的處理是否得力，也是其政績考核標準之一。包拯的鐵面就曾體現(xiàn)于此。在一次現(xiàn)場救火指揮中，有一無賴上前挑釁干擾救火，包大人二話不說，竟把這廝給斬了（《獨醒雜志》卷一）。堵、罰之外，衙門還不忘改革救火方法。比如規(guī)定在軍隊救火之前，鄰眾也能救火，但整體還是以軍隊為主。

與火災同入《五行志》的還有沙塵暴。從端拱二年到北宋末年，京師一帶有記載的沙塵暴共計十三次。如端拱二年（989），“京師暴風其東北，塵沙日壹日，人不相辨。”再如淳化三年（992）六月，“黑風自西北起，天地晦暝”；熙寧四年（1071）九月，“京師大風霾”。（《宋史·五行志》、《文獻通考·物異考》）

這十三次記載中，以發(fā)生在二、三、六月的沙塵最多。北宋前期，沙塵暴多發(fā)生于春末及夏季，后期則多發(fā)生于春季。這是由于北宋后期氣候整體變冷，與蒙古高原產(chǎn)生的氣壓差降低的緣故。沙塵多由西北風帶來，不僅發(fā)生在京師，其他地方也有相關記載。就連身在江南的浙江江山縣，每年春天都會出現(xiàn)揚沙，當?shù)厝朔Q之為“黃沙落。”

至于沙塵暴的情狀，與今天并無二致。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曾有詩記載東京的沙塵暴：“紅塵晝夜飛，車馬古今跡。獨憐道傍柳，慘澹少顏色。”（司馬光《都門路》），“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王安石《讀詔書》）

梅堯臣專門寫有《風異賦》，詳細描繪了沙塵暴發(fā)生時的情形。那是康定元年三月二十日，梅堯臣在城外郊游散心，正在一亭舍內(nèi)休息時，突聞有人大呼，“火來！火來！”聽見呼喊的梅堯臣出門遠望，試圖一探究竟。只見西北方向已昏黃一片，天地之間沒了界限，更無從知曉塵土的邊際在哪里。過了一會兒，赤色的沙塵和褐色的霧呼嘯而至，白天瞬間變成黑夜，風聲呼嘯大作，飛沙走石不休。人們“莫辯誰何，執(zhí)手相對”，待天稍亮之后，人們開始結(jié)伴返家。那些順著風走的人腳步幾乎停不下來，逆風走的人則奮力行走卻仍步履維艱，當時的可視范圍只有五六步之內(nèi)，連城郭的輪廓都幾乎看不見了。

不管是火災，還是沙塵暴，在古代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并不僅因為災害“給人民群眾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更是因為氣象不僅僅是氣象，更是上天的旨意。古人認為，天地萬事都能從五行（金、木、水、火、土）中得以體現(xiàn)，“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五行之妙用。”（《宋史·五行》）自漢朝以來，史書里都會有《五行》這一章節(jié)，煞有介事地記下五行方面的大事件，對天子起到警示作用。

天之亂，不僅是上天對天子的警示，有的甚至還直接關系朝廷安危。不但能體現(xiàn)過去的過錯，甚至能預示未來的動亂。神乎其神。天禧四年（1020）五月，又是一場沙塵暴發(fā)生了：“大風起西北，有聲，折木，吹黃塵蔽天。按占并主陰謀奸邪。是秋，內(nèi)侍周懷政坐妖亂伏誅。”（《宋史》）沙塵暴居然能和內(nèi)侍作亂扯上關系。沙塵暴并不會讓當時的人們聯(lián)想到北方的植被、氣候的變化，而是想到天地萬物、朝堂上下。在他們的世界里，任何不幸絕不是命中注定，毀滅與災害帶來的病態(tài)之美，更不值得去欣賞。類似于奧斯曼帕夏喝著咖啡觀火的事，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遠觀的異域風情。

恐懼。只有恐懼。皇帝作為“天子”，理論上唯一需要害怕的就是他所謂的父親——天。每每當天發(fā)生變數(shù)時，皇帝方能自發(fā)地痛思己過、從善如流（當然也有時刻警醒的明君）。不管大風、大雨、大旱還是大火，都有促使皇帝痛快下達求直言的詔令之奇效。同時，也給了臣子們難得的機遇，能夠沒有顧忌地指責皇帝。

康定元年三月二十日，正是梅堯臣《風異賦》里那場沙塵暴發(fā)生的日子。風沙只不過持續(xù)了一刻鐘，“大風晝暝，經(jīng)刻乃復。是夜，有黑氣長數(shù)丈，見東南。”（《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二六）次日，宋廷卻因此停止大宴，并發(fā)布詔書，號召各界對皇帝和朝政展開批評。二十七日，宋太宗頒布《大風諸道德音》，內(nèi)中寫道：“而乃霾風示變，晝景中冥。震懼以思，咎譴安執(zhí)。實繇靈眷，申戒朕躬。”（《宋大詔令集》卷一五三）一場沙塵暴，竟能讓天子“震懼”，認為是由于自己的過錯才導致災難的發(fā)生。一如梅堯臣誠惶誠恐地寫道：“夫風者天地之氣也，猶人之呼噓喘吸，豈常哉。”風乃天地之氣，大風作亂豈能視作尋常事。

沙塵暴不僅能警示天子，也能被政治家拿來互相攻擊。據(jù)說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得到任命的當天，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沙塵暴，飄落在室內(nèi)席上的塵土一天就能厚達一寸。而霧霾一來，再重大的人事任命也得被取消。慶歷二年（1042）九月，宋仁宗任命宰相呂夷簡判樞密院事（管理樞密院），宣布任命那天，“黃霧四塞，霾風終日”，沙塵天氣持續(xù)了一天。朝野上下因此議論紛紛，認為此項任命過重，呂夷簡也自行推辭，于是改任為樞密使（兼職）。

火災與沙塵暴同被列入《五行志》，其不同之處在于事件的主角是人還是天。人犯的錯，當然要努力用人力來改變。至于天意，則被天真地相信或被巧妙地利用著。如今我們知道，用避雷針可以逼走天火，在塞外荒漠要多種樹。哪怕是沖天大火，朋友圈里卻能鋪滿各自窺見的黑煙輪廓。即使沙塵暴侵襲，仍能淡然地戴上口罩，吐槽的同時慶幸，幸虧是PM10而不是PM2.5。即使至今分析不清霧霾的起因，卻多少認為自己能改變什么。

于是忍不住想起那些天真的皇帝和臣子。每當風生火起時，他們總是那么容易驚慌失措，脆弱得讓人簡直心生憐愛。盡管如此，我們?nèi)运寄钪且粋€“天”，因為有敬畏總不是件壞事。因果循環(huán)，誰說不是我們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