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有袖珍書 名為巾箱本 宋代有考生用其作弊
不知從何時開始流行一種口袋書，在公交車或地鐵上，都能見到有人從口袋里掏出開本極小的書認真翻看。其實口袋書并不是現代人獨享的出版物，在古代也有類似的袖珍書，名為“巾箱本”。“巾箱”為古人用以裝頭巾、手帕之類物品而隨身攜帶的小篋，這種袖珍本書型很小，可以裝在巾箱之中，故此得名。
“巾箱本”由來已久，東晉葛洪的《西京雜記》后序中稱“家遭火，書籍都盡。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嘗以自隨，故得猶在”。《南史》也載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遂為一時時尚。可見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小巧精致的“巾箱本”，以便于古人行旅中坐臥誦讀的特點備受推崇。
進入雕版印刷時代，由于開本小，節省印刷材料，因此相比普通圖書，“巾箱本”書價便宜，廣受文人青睞。南宋文人戴埴在《鼠璞》中云：“今巾箱刻本無所不備。”可見當時“巾箱本”內容之豐富。不過，宋人推崇“巾箱本”，并不僅僅因為好學所致，還有人看中了它“便于攜帶”的特點，利用其夾帶入科舉考場作弊，一如今日各類考試中的縮印“小抄”。
史料記載，南宋嘉定年間，宋寧宗曾特準焚毀印制此種考場夾帶“巾箱本”的印刷印版，可見，當時考生將“巾箱本”夾帶進科舉考場借以作弊的情況并不少見，以致朝廷需要下大力度限制此類書籍的出版。不過，政府的這類限制措施效果并不明顯，此種現象竟然綿延近千年，直到清代依舊存在，《清稗類鈔》就記載，同治年間，由于監考疏漏，考生進入考場夾帶現象屢見不鮮：“入場者，輒以石印小本書濟之。或寫蠅頭書，私藏于果餅及衣帶中，并以所攜考籃酒鰲與研之屬，皆為夾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頂兩層靴底雙屜者。”藏在衣物中，裹在食物中，甚至縫在鞋底里，可以想見，當年一些考生為了將“巾箱本”帶入考場，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事實上，縱觀歷史，并不是所有“巾箱本”都墮落到如此“拿不上臺面”的地步，很多“巾箱本”是為了方便主人日常查閱、參考而制作的，對于那些在官場從事幕僚一類工作的文人來說，將類似錦囊一樣實用的書制作成“巾箱本”并隨身攜帶，非常實用。因此很長時間以來，這種書大受官吏們的歡迎，極為暢銷。不僅如此，對于一些文人愛不釋手的名家名作，為了隨時方便翻閱、欣賞，文人們也會做成“巾箱本”的形式。宋代米芾曾得到唐人褚遂良摹的蘭亭序帖真跡，他把整幅大的法書分割、裝幀成一個小帖子，是為“袖珍帖”，在今人看來，米芾此舉有破壞文物之嫌，但他之所以這樣做，源于對褚遂良作品的崇拜之情，希望能夠將這幅作品隨時翻看，須臾不離身。
好書受用一生，是古往今來人皆認可的道理，更何況是“巾箱本”這類方便閱讀、方便攜帶、又價廉物美的好書。對于今人來說，在繁忙的生活中，偶有空閑，坐下來安心翻閱這樣的好書更是一種幸福的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