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清王朝的覆滅與財政崩潰

清王朝覆滅原因太多，其中清政府財政的崩潰是極其重要的原因。同樣的，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凱攫取的原因太多，其中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崩潰也是極其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夸大一點說，大清王朝與南京臨時政府都倒臺于財政崩潰的危機之中。

基本的常識告訴我們，財政是國家政治的重要基石。沒有充足的財政支持，就難以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必然危及國家政治的安全。在和平年代，財政為國家機器的方方面面運轉提供物質保障，在戰亂年代，則主要體現為為國家機器的最主要部分——軍隊的運轉提供物質保證。清王朝無力應對辛亥革命，以至于要退位求全，極其重要的原因是財政窘迫，到了無力支付軍餉的地步，覆滅已不可避免。同樣地，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之所以搞不過袁世凱，也是因為財政太空虛。總之一句話，政治玩的就是錢，沒有錢，肯定玩不成，玩不好。何以見得如此，不防細細道來。

武昌起義暴發后，迅速席卷全國，18個省紛紛宣布獨立，已然在全國形成燎原之勢。清政府驚恐萬狀，想要鎮壓革命，保住大清江山。既想鎮壓革命，必須調動大量的軍隊，因此需要大量的餉械，官兵不可能個個都免費地為清政府出生入死，而且打仗絕不同于平時的國家機器維護，多一點少一點無所謂，為了取得勝利，尤其是取得關鍵性戰役的勝利，是可以不惜一切代價的，也就是說需要拿銀子往里砸。

沒有人可以計算出清政府撲滅革命烈火需要多少銀子，但是我們能夠知道，鎮壓活動才剛剛開始，清政府就顯出捉襟見肘了。當時清政府度支部尚存銀兩100余萬兩，而皇室積累的財富多過六七千萬兩，可見國家之窮而權貴之富。據《溥偉日記》記載，辛亥革命時，馮國璋攻破漢陽，載澤請隆裕太后發餉三月，隆裕答：“現在內帑已竭，前次所發之三萬現金，是皇帝內庫的，我真沒有。”連軍餉都發不起，這仗還怎么打得下去、打得贏？

不光是前線的北洋將士要餉要械，揚言“言戰必先籌餉”，要皇親國戚拿出自己的錢房錢來助戰。那些暫未獨立的省，也紛紛向中央政府要錢要部隊，多的動不動就上百萬兩，少的也有個十萬二十萬的，囊中羞澀的清政府如何應付得過來，只能老實承認“勢難兼顧”。

這在財政緊張之際，大清政府后院又起一火——金融恐慌。本來，革命動亂會造成時局不穩，直接影響金融穩定，民眾會因人心惶惶而急急向銀行擠兌，為了保值，又會將鈔票換成硬通貨銀兩。為了穩定金融局勢，清政府應該立即加緊向銀行投放現銀，擔當兌匯任務，“維市面而安人心”。可是在這個時候，清政府囊中羞澀，因此就要把手伸向銀行提錢、要錢，而且數目標往往不小，這就讓銀根告緊，本已風雨飄搖的金融局勢更加動蕩不安，這樣，清政府投入那點安慰性的現銀之于全國性的金融恐慌如同杯水車薪，不僅無濟于事，還讓其財政危險雪上加霜，連最后一點精血都幾乎耗盡。

還有一個勒著清政府財政脖子的繩套在一步步收緊——償付賠款和外債。據統計，甲午戰爭前后，清政府共向外國借款七次，計34000萬兩，另外有大量的賠款需要逐年償還。在面臨革命烽火四起的危機之時，清政府與債權國商量，能不能暫緩賠償，沒有得到列強同意。無奈之下，清政府想出一個歪招，讓處在金融中心的上海道，“在滬關洋藥稅厘項下設法籌措”賠款的錢。上海道回復說現在銀根奇絀，無錢可提，一提就會倒閉，語氣十分嚴峻為難。這一招弄不到錢也就罷了，還引起了上海金融業的恐慌，商界紛紛反抗，這一歪招只能胎死腹中。

人禍偏逢天災，辛亥年國內許多地方發生災荒，可謂“災民遍野”，為了穩定社會情緒，政府又不得不拿出一些錢來賑災濟民，收籠人心，雖然錢不多，但畢竟僧多粥少。就這一點點小錢，還被一些地方官挪用作軍餉，更加激起底層民眾的不滿。

從10月10日暴發武昌起義，到12月底，才區區兩個月不到，清政府國庫瀕臨崩潰了，用度支部的話說是，“現在時局危迫，庫款告罄……倘不速籌款，則嘩潰即在目前。”

為了挽狂瀾于既倒，清政府解決財政危機的第一法寶就是再借外債，“非大借外債分配各省，不足以救危急。”可是，這個時候，精明的列強一方面在觀察革命形勢的發展，一方面也看到清政府的權威已成強弩之末，他們在尋找在中國的合意的合作者，這個人就是被稱為“非袁莫屬”的袁世凱，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之星。因此，對于清政府的借款“概行拒絕”。在清政府的再借外債的所有努力中，只獲得了法國金融資本家勾堆男爵的支持，借了兩次款，共計24000萬法郎，但這些精明的資本家雖然同意借款，但考慮到局勢并未完全有利于清政府，所以遲遲不肯交款。

清政府解決財政危機的另一手段是發行愛國公債和開捐籌款，只是這個時候，人心飄搖，辛亥革命本身就具有排滿的意義，有幾個人還那么愛滿人之“國”呢？發行愛國公債只能成為泡影。愛國公債不能吸引國人的興趣，說明國人對清政府已失望深重。開捐籌款也注定難有成效，更何況這與“仿行憲政”是相違背的事，既要立憲，就是要改政體，又搞什么捐官的事情，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所以也不會有人“投資”。逼到這一步，只有濫發貨幣，這無異于飲鴆止渴，預示著末世的到來。

其實，清政府的財政崩潰到什么程度，只需要一個事例就可以說明，那就是1911年12月底，裕隆皇帝決意將貯藏于沈陽故宮和熱河行宮的御用瓷器等拿出來拍賣，“變價充餉，以救目前之急”。照說，這些都是祖宗的遺物，是絕不能隨意動用的，以示對先人的尊重，就像窮人家不被逼到絕境絕不會把家祖傳的某個寶貝拿出去典當或拍賣一樣。清政府拍賣御用瓷器是一個標志，標志著清政府財政已走到窮途末路，辛亥革命只是壓在這只走到窮途末路的駱駝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應該說，晚清清政府的腐敗程度并沒有達到駭人聽聞的地步，晚清一些貪官在歷史上還排不上號呢，雖然國家窮皇室富，但腐敗并不是晚清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晚清財政危機是一個緩慢形成的過程，是一次次政治危機掏空了清政府的財政，最后這根“頂梁柱”倒了，大清江山也就倒塌了。其中有幾次大的政治危機是不能不說的，一次是太平天國，雖然最后太平天國被鎮壓下去了，但付出的財政付價是沉重的。在1853年11月，咸豐帝的一次上諭中說，“軍興三載，征調頻仍……比年內外拔軍需不下四千余萬兩”，而當時清政府的年收入也不過三四千萬兩而已。為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政府不說是“蕩產”，也可以說是“傾家”了。

第二次大的政治危機是甲午戰爭。這場歷時近一年的戰爭不僅將洋務運動的心血付之一炬，耗掉清政府6000萬兩白銀，還不包括因戰敗的對日賠款。這是清政府勒緊數年褲腰帶才能積贊的收入總和，雖然能通過不斷借外債勉強應付，但財政敗相已顯。

第三次大的政治危機當屬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的直接后果是清政府與西方十一個國家簽訂《辛丑條約》，賠款總額高達4.5億兩白銀，還不算高達5億多的利息。這個時候，清政府的財政已如大廈將傾，已經經不起任何折騰，可就在這個時候，居然發生轟轟烈烈，燃遍全國的革命，這不是生生地要大清王朝的命么。

在財政危機剝皮肉一樣一層層剝去，最后只剩下骨頭的時候，仍然得不到絲毫的補充，原因是有一個十分要命的東西，就是對內對外，清政府都缺少財政自主權。對外，晚清政府歷次戰敗，關稅自主權被列強一步步控制，因之財政收支受到列強的影響，清政府財政的大項來源，如關稅等被拿來作為賠款和借債的抵押，受制于列強，晚清政府財政的自我平衡能力大為減弱。

對內，自太平天國戰亂以降，地方政府日益做強，擁兵自重，自霸一方。地方勢力為了壯大自己的實力，必然不愿意拿自己的錢奉中央所用。非但不如此，地方督撫還想方設法揩清政府的油，借著時局混亂，隨便開口向清政府要餉要械，為了壯大自己的實力，甚至發行地方債務。面對清政府近乎跪求的呼喊，“求各省分籌接濟，稍救眉急”，各省應者寥寥。如此情境，就是革命黨人不發難，清政府也大有難以為繼之嘆了吧。

二、南京臨時政府的覆滅與財政崩潰

現在再來說說南京臨時政府的完結與其財政危機的關系，真可以說與大清王朝如出一轍。要不是因為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困窘，孫中山也不至于讓位于袁世凱，南京臨時政府變成南京正式政府，他這個臨時大總統變成正大大總統有什么不可以？革命黨用血肉換來的政權也不至于老老實實地拱手讓給袁世凱，也不會有后來那么多的革命黨與袁世凱的爭權奪利，新仇舊怨，歷史恐怕得改變。

戰爭需要財力支持，從財政支持來講，清政府與革命黨對弈，雖然清政府政府危機十分嚴重，但我們也要看到，革命黨其實也是財力有限，要不是這場革命得到各省立憲派的支持，我相信革命黨人早就堅持不下去了，更不要說推翻滿清統治，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清政府大廈雖傾，但單靠革命黨來推是很難推得倒的，要是革命黨很有錢，也不用孫中山在國外到處化緣，化緣得點錢也往往杯水車薪。革命黨跟清政府玩“持久戰”那就更不靠譜。俗話說，“翻倒眾人推”，清政府的倒臺就是眾人推的結果，不單革命黨推，立憲派也推，最后，連清政府倚重的袁世凱也推，這么多力量加在一起，大清王朝不倒都難。

清政府覆滅后，照說政權就順利地落到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手中，但問題就在這里，清政府的倒臺是眾人推的結果，不是孫中山一派推倒的，所以在“分贓”的時候，你革命黨人就不能獨吞勝利的果實，事實是，你也不敢獨吞，還要看立憲派和袁世凱的北洋派的臉色，這樣，勝利果實就由推到墻的“眾人”來分，而且還很難說按照誰出的力多來分，而是按誰的力多來分。而袁世凱的力誰也不敢說少，而且他的力(軍事實力)明顯占上鋒，這個事情對于革命黨來說就很不好，是他們欲除之而后快的對象。

要想跟袁世凱玩，就得有錢，沒有錢，不要說北伐，就是新生的革命政權能不能保得住都是個問題。

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白手起家的政府，幾乎沒有從清政府那繼承任何的政治遺產，那些革命家也個個都是“窮光蛋”。辛亥革命后，各省在滬代表議決臨時政府設在南京。選黎元洪為大元帥，選黃興為副元帥。黃興這個副元帥要到南京去就職，不能兩手空空，連個沒有辦公費，無奈之下，黃興通過張謇向上海三井洋行借款30萬元，作為到南京后的軍政費用。而孫中山從海外歸國，革命黨人最關心的是他能帶會多少錢，結果孫中山說他沒有帶一分錢回來，而是帶回了革命思想，令不少革命黨人大失所望。

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胡漢民后來回憶說：“有一次，安徽都督孫毓筠派專使來，說軍餉奇缺，要求撥給二十萬元。孫先生批示撥給二十萬。但等我拿著批條到財政部時，庫中僅存十洋。”

在滬代表們知道張謇既有錢又有弄錢的關系，還懂得理財，就推舉張謇任財政部長，張力辭不就。張騫為什么放著大好的位置不做？就因為這個位置不緊不是一個肥缺，而且還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位置。這實因張騫對于政治和時局有著太為清晰的認識。

張謇在《對于南京新政府財政意見書》里指出，欲使各國承認臨時政府，必先使臨時政府有鞏固的權力，政府權力鞏固的象征有二，一是統一的軍隊，二是充裕的財政，而軍隊能否統一，全在財力的強弱。按他的預算，臨時政府一年的軍費需要5000萬兩、中央行政及外交經費至少需要3000萬兩，加上其他支出，一年的財政支出需要2億兩;而歲入甚少，海關稅3000萬兩，兩淮鹽稅僅1000萬兩，除此無其他進項，外省除江蘇、浙江、廣東稍有盈余補貼中央財政外，其他各省尚且不能自足，中央財政每年最少赤字8000萬兩。

張謇提出了兩條補救建議：“一、各省代表均集南京，請將以上約集項目，及每年所短八千萬兩，宣告各代表，詢問自明年起，每省能擔任若干萬兩，務必確實答復。二、孫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譽素著，……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擔任募集外債一萬萬兩或至少五千萬兩以上。”

為了鞏固新政權，南京臨時政府盡力去“開源”，開源最便捷的辦就是對外舉債，可是孫中山跑斷了腿向英美等國銀行借款謀就是借不到，這個時候，列強并不看好孫中山及以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認為孫中山并不是他們在中國最理想的利益代理者、合作者。英國甚至主張從經濟上遏制南京臨時政府，使革命黨人與袁世凱回到談判桌上，避免因戰爭而損害英國的在華利益。英國不僅自己不向臨時政府貸款，還阻止其他列強向臨時政府貸款。

孫中山、黃興曾決定以漢冶萍鐵礦為抵押向日商借款500萬元，對外則稱該礦集股3000萬，中日各半合營，由公司轉借500萬給臨時政府。此事泄露，輿論大嘩，遭到各方反對，尤其是英國直接出面阻止日本，認為“上述借款之一部分，無疑將提供革命軍作為軍費使用，希望貴國政府加以制止。英國政府將繼續盡最大努力制止本國財團向官、革雙方之任何一方提供借款，確信貴國政府亦應采取同樣措施。”這次借款之事最終沒有搞成，反而讓實業部長張謇大為反感，辭去實業部長，真是偷雞不成蝕把米。

孫、黃又想到向日本求援，日本乘機向孫中山提出租借滿蒙，通過雙方的報報往來可見，大致的交換條件是，“日本如能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借款之外再借與一千萬元，則孫等與袁世凱之和議即可中止，而孫文或黃興即可赴日訂立關于滿洲之密約。”

借不到外債有內部支援也行啊。可是南京臨時政府連內部支持也很難弄到。光復后的各省地方政權林立，有的省有數個都督，也有的省有十來個軍政府，各自為政，并不完全聽命中央政府。政權的不統一意味著財權的不統一，所以當中央政府入不敷出，像張騫所說，要求每省能擔任若干萬兩，各省政府就沒有覺得有理由要承擔中央政府的財政。

南京臨時政府還想了一些解決財政危機的辦法，如發行軍需公債、發行軍用鈔票、設立銀行、整頓金融秩序及沒收敵產等。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財政壓力，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問題。

在此不能不提一下軍需公債，這是南京臨時政府寄望最厚的籌款辦法，其重要意義正如南京臨時政府在頒布公債章程時所強調的，“兩方勝負之所判，實只財政豐嗇之攸關”，“不世之奇勛，爭手腕不爭喉舌，最終之勝利，在鐵血尤在金錢”。因此，臨時政府要求國民“同矢匈奴未滅之心，共揚卜式輸財之誼”，希望國民購買公債，共赴時艱。為了確保軍需公債達到目的，臨時政府要求“聯十四省財賦之區，毋分畛域”，既要各省都督承領債票，同時限制各省自辦公債，以其財政之統一，同時派人到日本、南洋去游說，勸募公債。

然而，公債發行并未取得如意效果，軍需公債定額1億元，只獲得730多萬元(一說463萬元)，杯水車薪，并沒有讓臨時政府財政轉危為安。但是不能不說，軍需公債發行所籌到的款項，對處在風雨飄搖中的臨時政府仍起了穩固時局的重要作用，試想沒有這些款項，臨時政府恐怕連三個月都難以為繼。

南京臨時政府一方面籌不到錢，財政十分困難，一方面包括軍費在內的支出卻十分浩繁，尤其是軍費是一個大問題。當時，革命動員起來的大量軍隊此時有三種選擇：一種是趁勢而為進行北伐，“以武力掃除北京勢力”，統一全中國，建立全國范圍的民國政府;一種選擇是北伐時機尚未成成熟，又有條件和能力養著這些軍隊，以圖他日;一種是沒有財力養這些軍隊，只好載減和遣散一些軍隊。任何一種選擇都跟政府的財力有關，第一種選擇是在財力雄厚的前提下可以叫板袁世凱，第二種選擇是財力尚可的情況下可以維持現狀，第三種選擇是財力微弱，只好坐困窮城，眼睜睜看著想辦的事辦不成。

很不幸，南京臨時政府就面臨第三種選擇，一種無可選擇的選擇。即便要遣散這些軍隊也要花錢，不給錢的話，索餉者踏破你的門檻，這還是小事，發生嚴重的軍隊嘩變則有可能斷送來之不易的共和政體，這是不能不讓南京臨時政府的領導層謹慎考慮，左右權衡的。

毫無疑問，倘若革命黨人稍為有更多一點財力的話，他們斷不會屈就現實。事實上，為了能夠保住現狀或是能夠北伐，他們是想了辦法的。其中孫中山租借滿洲以求獲得日本資金上的支持，就是為了籌得北伐的錢。誰知道日本軍方認為，“在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滿洲是日本人為之拋灑珍貴的鮮血的地方，理應享有一切權益，而無須以金錢收買。”南京臨時政府北伐的最后一點希望變成了泡影，不能不接受和談，向袁世凱妥協，并將政權移交袁世凱，南京臨時政府僅存三個多月就天折了。這就是日本山田純三郎在回憶時說的，“孫先生方面，既無打倒袁世凱的武器，又無資金”，“不得不含淚同意南北妥協，最終讓位于袁世凱”。用俗說來講，這叫做一分錢急死英雄漢，沒有錢很難辦得成事，更不要說辦政治。

南京臨時政府未能解決財政困難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得不到外國的支持，在當時，民族資本主義還沒發達，整個晚清經濟并不提振的情勢下，要想一下子獲得大筆的資金，借外債無疑是最好的辦法。甚至可以這樣說，在南北都在暗自使勁的關口，誰借得到外債，誰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勝券在握。然而，在那個民族主義情緒激昂的時代，借外債往往會遭致民眾的反對。無論是南京臨時政府也罷，還是袁世凱也罷，都難免需要面對這個問題。當時，南京臨時政府打算向列強借外債，就遭到民眾的普遍反對。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海關和鹽稅被控制在列強手中，臨時政府無法控制海關收入，財政來源十分有限。

就在南京臨時政府洽借外債期間，袁世凱受清廷之命成立的“臨時共和政府”也在積極與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談判。而且為了顯示袁世凱政府的正統和“大度”，他所借外債把南京臨時政府的需求一并發包括在內，這當然也可能是用此阻止南京臨時政府再向外國借債的手腕。由于四國銀行團的支持，袁世凱政府于1912年3月9日獲銀110萬。5月7日，繼獲銀300萬兩。6月12日，再獲銀300萬兩，6月18日，又獲銀300萬兩，加總起來，就超過千萬了。“兩方勝負之所判，實只財政豐嗇之攸關”，既然孫中山財政如此之嗇，而袁世凱財政如此之豐，雙方只在財政上就早已決出勝負了。

三、如何正確看待政府的財政之豐嗇

財政之于國家政權之重要性可以從晚清的覆滅與其財政危機，南京臨時政府之覆滅與其財政危機看得十分清楚，勿須多言。無論是挽狂瀾于既倒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政權，還是對于一個嗷嗷待哺的新生政權，財政都是下鍋的“米”，再厲害的政治家，沒有財力，也會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更何況在一治力量對峙當中，確實是“兩方勝負之所判，實只財政豐嗇之攸關”。

但是，是不是為了應對危機，讓財政豐裕，就可以隨便搞錢，或是政府財政越多越好？這又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仍然以大清王朝和南京臨時政府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財政危機當前，政府自然要努力化解這個危機，但化解危機不是搶錢，不是把錢搞得到手就行了，還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事實上，晚清政府和南京臨時政府都在解決財政危機過程中犯下一些錯誤，財政危機越發的危險，變成更多、更大的危機，走入危機循環中不能自拔。

比如晚清政府因財政危機而大肆向銀行提現造成擠兌風波，濫發紙幣，造成金融危機，實是十分危險的一著，如果說財政危機是絞刑，那么金融危機很可能就是斬首，加速大清王朝的覆滅。

比如南京臨時政府不首先在政權上實現十多個獨立省份的統一，卻指望在財權上能實現統一，希望各省“不分內外，于歲入項下，速即統籌撥解，以應急需”，這無異于緣木求魚。另外，革命黨人發起革命始終缺乏中國底層民眾的支持，原因是他們始終沒有落實具體的土地制度，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孫中山頗能贏得農民支持的所謂“平均地權”主張，連革命黨內部都不統一，很多革命黨人不接受。南京臨時政府忽視“三農問題”，而中國當時仍然是農業經濟為主的農業大國，脫離了廣大底層民眾的支持，甚至與臨時政府離心離德，財政問題必然會成為大問題。

國家財政太窮不好，尤其是在政治危來臨之時。是不是國家財政太富就好呢？也未必。最近我讀到陳志武先生的一篇文章，《美國往事：窮政府加公債催生民主法治》，認為政府太富并不有利于民主政治與法治的推行。窮政府加公債，更能催生民主法治。陳先生的主要意思是，政府的權力和民間的權利是整個法治博弈的兩方。民主政治就是為了規范政府權力，使其不至于輕易侵犯民間權利。如果政府太有錢，民間的企業或個人在跟政府博弈的時候會處于非常劣勢的地位。相比之下，如果政府沒有國有資產，沒有過剩的收入，政府就得從老百姓手里要錢，在那種狀態下，老百姓才更有伸張自己權利的可能。

其實這一道理也可以在晚清政府和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中看得出來。因為這兩個政府都是窮政府，也算是弱勢政府，所以就相對比較民主，或者至少要顯得“民主”。比如清政府想讓上海道從上海的洋稅藥厘里去籌措現金來當作戰爭賠償款，遭到上海商會、錢業的反對，清政府竟不再堅持。如果清政府強勢，不只是外國政府可能會借其款項，所謂“屢遭人民的強烈反對”，“人民決不承認”這種事也會被彈壓下去，不會落得個“不得不作罷”的可憐相。

同樣地，如果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富政府、強勢政府，不講法制，就不會鬧出什么輪船招商局貸款風波。1912年12月，財政窘迫的南京臨時政府決定為了“籌措軍餉，擬將招商局抵押一千萬兩”，遭到了招商局大多數董事的抵制，南京臨時政府以軍界施加壓力。股東們則致函董事會，說“竊思共和政策首重自由，招商局為完全商股，并無官股，既為商業，系商人自享之利益。即欲急公奉上，亦須由商人出于至誠。政府斷無干預攘奪之利。”這一招就叫以其人之身，還治其人之道。南京臨時政府號稱共和，那凡事都得按共和去做，怎么能如此專斷？南京臨時政府也不好真正用武力來解決，但如果南京臨時政府是個強勢的、專制的政府，動用武力以求解自己的危局又有何不可，難不成還怕幾個商人反了不成？這就是成志武先生所言，窮政府更能催生民主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