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8年春，諸葛亮派鎮(zhèn)東將軍趙云、揚武將軍鄧芝占據(jù)箕谷(今陜西寶雞南)，作出要從褒斜道出兵，進攻郿的姿態(tài)，以牽制魏軍主力。魏明帝曹睿派大都督曹真統(tǒng)帥關右諸軍，在郿重兵設防。諸葛亮趁機親率主力，猛攻祁山。蜀軍勢大，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隨即叛魏附蜀。當時姜維在天水郡任中郎將，正跟太守馬遵一起，陪同雍州刺史郭淮視察各地。聽說三郡叛魏，郭淮迅速東歸上邽部署防御。馬遵懷疑姜維等人有異心，也連夜趕到上邽。跟姜維在一起的，還有功曹梁緒、主薄尹賞、主記梁虔等人。他們發(fā)現(xiàn)兩個領導全部溜號，趕緊追隨，可惜晚了一步：趕到上邽時城門緊閉，郭淮、馬遵怎么說也不肯放他們進城;姜維等人無奈返回冀縣，結果吃的還是閉門羹。他們走投無路，這才投奔諸葛亮。

諸葛亮得到姜維，如獲至寶。他給參軍蔣琬寫信，語氣頗為興奮：“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李邵)、季常(馬良)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信中還說：“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那一年姜維二十七歲。諸葛亮加封他為奉義將軍、當陽亭侯。在諸葛亮的大力栽培下，沒過多久，他就升到了中監(jiān)軍、征西大將軍的位置。全軍從五丈原退回成都后，楊儀野心膨脹，誹謗朝政，被下獄問罪，最終自殺。諸葛亮將政事托付給蔣琬、費祎、董允，軍事則由姜維負責。蔣、費、董三人雖然和諸葛亮一起，被蜀人目為“四英”，但畢竟不能直接跟諸葛亮比肩，所以他們雖然實際行使丞相職權，官職卻都是尚書令、大將軍、大司馬。起初姜維任右監(jiān)軍、輔漢將軍，統(tǒng)率諸軍，進封平襄侯，后來隨著蔣琬、董允的去世，姜維資歷逐漸攀升，與費祎同錄尚書事。費祎死后，他基本成為蜀國的第一大臣。

諸葛亮主持蜀國國政十多年里，有七年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一次南征，六次北伐，其中有一次他未直接參戰(zhàn)，只派魏延等進兵羌中。而姜維呢，先后九次北伐。九次北伐勝多負少，姜維的才能可知。但問題在于，姜維即便勝利，也是只開花不結果，得勢不得分。如果上升到戰(zhàn)略高度，可能都要算作失敗。因為北伐的根本目的都沒有達到。當時蜀漢的人口數(shù)量不足曹魏的四分之一，不及東吳的一半。當時還是人多力量大的時代，人口幾乎就是第一生產(chǎn)力第一戰(zhàn)斗力，蜀國實力之弱，可見一斑。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只要有好的統(tǒng)帥，羊羔也能訓練成獅子，但問題在于蜀國沒有這樣的統(tǒng)帥：絕對才能不低，相對才能不高。諸葛亮比司馬懿強不了多少，姜維比起鄧艾、鐘會，也不占絕對優(yōu)勢。對此當時主政的費祎，認識更加清醒。“姜維每欲興軍大舉，費祎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他這樣告誡姜維：“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yè)，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徼幸而決成敗于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吳蜀實力弱，老虎吃天的唯一辦法是兩家聯(lián)合。這一點諸葛亮認識清醒，將之定為基本國策，甚至早早地與吳國定下了瓜分魏國的計劃。如果單純搞結果論，這一點未免滑稽，但發(fā)生在諸葛亮身上，又讓我們不忍恥笑。他到底是諸葛亮，賢相之名庶幾可當。盡管后來兩國一直保持著聯(lián)盟關系，但無法真正協(xié)調(diào)立場，作為部署軍事斗爭的基礎。兩國協(xié)同攻魏，行動從來就沒有成功過。幾十年過去，姜維應當能看得清楚;對于彼此的實力對比，他怎么就沒有個清晰的認識呢？魏國滅蜀之前，判斷倒是非常準確：“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計蜀戰(zhàn)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余眾不過五萬。今絆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暗，而邊城外破，士女內(nèi)震，其亡可知也。”蜀軍總兵力十萬兩千，司馬昭的判斷是九萬，可謂精確。如果考慮到那個命令有戰(zhàn)前動員的意思，不宜夸大敵軍實力，則更加精確。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被歇后語譏為非大將之才的廖化，認識都比姜維清醒：“‘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于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他苦勸姜維，“連年征伐，軍民不寧，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閑之輩”，不要“強欲行難為之事”。兵猶火也，不戢自焚。戰(zhàn)爭是柄雙刃劍，搞不好傷不到別人，卻砍了自己。廖化指出了當時蜀軍的命門所在：智不出敵，力少于寇。智謀不比敵人強，兵力明顯比人家弱。這樣的狀況，有個比較好聽的說法，叫做知其不可而為之。可問題在于，誰有那樣的權力，把戰(zhàn)爭強加于蜀國百姓頭上？上面關于蜀國前后期的人口數(shù)據(jù)，來源不同，直接對比未必合適，但有一點還是要引起注意：《晉書·地理志》說，公元221年蜀有二十萬戶、九十萬人，《蜀記》則記載，到公元263年，這兩組數(shù)據(jù)分別為二十八萬和九十四萬。假定這兩組數(shù)據(jù)可靠，那么在四十二年里，蜀國戶數(shù)增加了四成，但人口的增長僅有百分之四強，兩者之間相差懸殊。這是怎么回事？我們無法不聯(lián)想起蜀軍的連年征戰(zhàn)。這些意見姜維當然都沒有聽。

姜維最大的悲劇在于，他還是個飽學之士，正人君子，一心為公。名臣郤正這樣評價他：“姜伯約據(jù)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余，側室無妾媵之褻，后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jié)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jié)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如果是個小人佞臣壞蛋，我們大可扔下書卷，罵兩句解恨，但對于姜維，又實在不忍加之惡言。曾經(jīng)有人這樣評價南宋奸相賈似道：“閫才有余、相才不足”。當時南宋稱安撫使、制置使為閫帥，基本相當于現(xiàn)在的軍區(qū)司令，只不過兼管部分民政。讀到這個評論，我經(jīng)常會想起姜維。盡管他從來不曾居于相位，但自公元253年費祎醉酒、被魏國降將郭循刺殺之后，姜維在群臣中對蜀國的影響最大，幾乎將整個蜀國都綁在自己的戰(zhàn)車上，不是丞相也差不多。

將忠良姜維與奸臣賈似道并舉，感情上過不去，但結果確實很像。我們當然不能將蜀國的快速滅亡歸咎于姜維。當時黃皓亂政，后主昏庸，都是亡國之因。可盡管如此，還是得指出姜維在防衛(wèi)部署上的重大失誤。這個部署就是所謂的“斂兵聚谷”。前面說過漢中的重要。除了諸葛亮，蔣琬和費祎都曾長期在此駐扎。從魏延鎮(zhèn)守漢中開始，險要之處都設立營寨，充實兵力，敵軍進攻則憑險據(jù)守，使其難入一步。諸葛亮死后，魏國大司馬曹爽為了樹立威信，貿(mào)然伐蜀，王平御敵，也采取這個辦法，最終曹爽只得無功而退。姜維認為這是防御姿態(tài)，無法達到殲敵的目的，于是建議朝廷，廢除散落各處的營寨，全軍集中起來，分別駐扎于漢、樂二城。軍事上的事情，主要靠姜維拿主意，因此朝廷自然要采納，于是便令漢中都督胡濟退駐漢壽、監(jiān)軍王含駐守樂城(今陜西勉縣東)，護軍蔣斌駐守漢城(今陜西城固東)。

這個辦法貌似積極，其實弊大利小，等于是放棄險要，自拆樊籬，很快就顯出惡果。后來鐘會攻漢中，幾乎就是探囊取物。以往人們責難姜維，主要著眼于他后來的假投降。這個觀點未免迂腐。姜維最大的失誤主要集中在兩點：戰(zhàn)略而言，不該頻繁用兵，九伐中原;戰(zhàn)術而言，不該“斂兵聚谷”，放棄險要。這跟直接拋棄漢中差不了多少。南宋郭允蹈在《蜀鑒》中，甚至直接以后面這個原因，指責姜維誤國亡蜀： “蜀之門戶，漢中而已。姜維之退屯于漢壽也，撤漢中之備，而為行險僥幸之計，則根本先拔矣。異時鐘會長驅直入，曾無一人之守，而敵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鄧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見。嗚呼，姜維之亡蜀也。”

郭允韜認為，即便沒有鄧艾奇兵出江油，蜀國已經(jīng)不支，原因都在于姜維的部署失誤。這個看法當然未免偏激。蜀國之亡不在姜維，甚至也不在黃皓與劉禪，只在自身實力不濟。當然如果換個角度，黃皓與劉禪也可以歸入蜀國的實力，只不過是負值而已。姜維的才干，在蜀國后期確實比較突出，但卻只有邊帥之能，遠非宰輔之用。諸葛亮選擇這個接班人，不能算作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