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漢唐：靠著軟硬兼施恩威并重的手段，漢武帝統一了政權，統一了財政，統一了武裝，還統一了思想。于是，他就將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發展到了第一個高峰。在他的治下，帝國的文治武功達到了全盛。疆域既廣闊，文化亦繁榮，絲綢之路延綿萬里直抵歐陸，中華文明遠播四海天下歸心，漢帝國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然而，就在漢武帝的時代，帝國的危機也已經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來了。前面說過，帝國是權力社會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其特點則是集權。雖然集權未必專制，專制未必獨裁，但漢武帝這個人，卻多半是專制和獨裁的。而且，正是由于他的專制和獨裁，不但朝中大臣和地方郡守常常自裁以為解脫，就連太子劉據和皇后衛子夫也終于自殺。結果，此公駕崩之時，繼位的竟只能是一個八歲的孩子(即昭帝劉弗陵)。帝國的最高權力，包括廢立皇帝的權力，從此落入外戚手中──先是為大將軍霍光所掌握，后是為大司馬王莽所把持。他們或者視廢立為兒戲，或者視皇帝為玩偶。

漢王朝雖經光武帝劉秀“中興”而起死回生，但整個帝國已難再有起色，不過勉強維持而已。后漢二百年的歷史幾乎乏善可陳，有所作為的也就是前面三個皇帝，即光武帝劉秀、明帝劉莊和章帝劉炟。其他那些皇帝，不是弱冠踐祚，就是在襁褓中被拉來充數，其中甚至有四個皇帝連十歲的生日都沒來得及慶祝，帝國的最高權力則或為外戚把持，或為宦官竊取，或為女主攪和。等到野心勃勃的軍閥董卓，率領所謂“勤王之師”進京來殺宦官的時候，他就順手把漢帝國也一并殺掉了。據《后漢書獻帝紀》，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被劫持的漢獻帝重返洛陽時，竟是“百官披荊棘”，“饑死墻壁間”。武帝時的恢宏氣象而今安在哉？但只見，“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也許，這就叫“盛極而衰”？

這樣一個過程在唐帝國那里又重演了一遍，只不過來得更快，也更具戲劇性。這是一段不斷被人提及說起，反復被人編撰演繹，并用多種形式(著作、論文、小說、詩歌、戲劇、電影)來回顧的歷史，因此特別值得反思。

唐，是帝國歷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它的輝煌被和漢一起并稱為“漢唐氣象”。不過，漢的偉業基本上是本族和本土的，唐的成就卻是多民族和國際性的。或者說，較之開辟了“絲綢之路”的漢，唐的成就更是多民族和國際性的。請看名單。

隋唐兩代，被征服的西域各國有：高昌(新疆吐魯番)、龜茲(新疆庫車)、黨項(甘肅西部)、土谷渾(青海)。維持通商友好關系的有：焉耆(新疆焉耆)、疏勒(新疆喀什)、于闐(新疆和田)、天竺(印度)、罽賓(克什米爾)、康國(中亞細亞中部)、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半島)、甘棠(里海之南)、朱俱婆(蔥嶺之北)、泥婆羅(尼泊爾)、石國(中亞細亞北部)、大秦(東羅馬帝國)。這還只是西域各國。其他，則還有高麗(朝鮮半島東北部)、百濟(朝鮮半島西南部)、渤海(遼寧、吉林兩省境內)、契丹(河北東北部及遼寧部分)、吐蕃(西藏)、突厥(中國北部)、回紇(中國北部)、南詔(云南)等等，不一而足。他們或被征服，或來朝貢，或來通商。唐帝國國門大開，一視同仁地表示歡迎，也一視同仁地相互學習。

這就是世界性的超級大國了。于是大唐帝國的京都長安，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國際化大都市，其中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相貌古怪服裝離奇的“追星族”。唐帝國的政治、軍事、文化，都是他們狂熱崇拜和競相模仿的對象。其中最熱忱的是日本人。他們派遣的“遣唐使”，起先每次三五百人，后來每次兩三千人。除正副使節外，還有大量的留學生和學問僧。有的來了就不再回去，有的回去就立即照搬。京都和奈良，就是仿照長安修建的，只不過規模和范圍遠遠不及而已。

大唐，難道不是盛世？

唐成為帝國的黃金時代，原因是多方面的。魏晉南北朝長達三百多年的動亂是一個原因(這一點我們后面還要再說)，隋的統一中國也是一個原因。沒有魏晉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沒有隋的創業奠基，就不會有大唐盛世。從這個意義上講，唐太宗的所謂“貞觀之治”，不過是摘了個桃子。當然，能夠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煬帝那樣把桃子丟了，應該說還得歸功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改革開放。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舉措，就是堅持、發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創立的兩個制度──科舉制度和官制制度。《新唐書》的《選舉志》一開始就說：“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重要的規定，就是“學者皆懷牒(譜籍)自列于州縣”，也就是憑戶口或出生地證明自由報名參加公開的考試，并根據考試的成績成為國家公務員的候選人。這就是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一種人才選拔制度，中國古代叫“選舉制度”(選就是選擇，舉就是提拔)。這樣一種制度，要遠比秦漢的察舉(察舉征辟)和魏晉南北朝的薦舉(九品中正)，更合理也更有利于國家。它的意義，我們以后還要再說(詳本書第三章)。這里要說的是，正因為科舉制度既有利于人才選拔，又有利于中央集權，因此它也就被后世王朝所繼承，并視為關系到王朝命運的頭等大事，而且一直延續到公元1905年。

與此相同步，自隋始，郡縣僚屬(副職)不再由主官(正職)自辟(自己選配)。“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也就是所有的官員都由中央任命。這無疑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另一項也是由隋創立的重要制度是“三省六部制”，即中央機關分為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其中尚書省下又分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中書省負責辦理下行的文件，門下省負責審核上行的公事，尚書省總攬六部，負責所有的行政工作。這樣看來，中書省有點像立法部門，門下省有點像監察部門，尚書省則有點像行政部門。

不過“三省六部制”的意義仍不可小看。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任何統一王朝都是巨型帝國。任何一任皇帝無論賢愚，都必須也只能依靠官僚集團來管理國家。這個官僚集團歷朝歷代人數不一，但即便精兵簡政，對于那位“孤家寡人”來說仍未免過于龐大。如果沒有起碼的權力制衡，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權力的運行就將無法控制。

因此，帝國制度建立之初，即有行政、軍事、監察的“三權分列”;至隋唐，則又有尚書、中書、門下的“三省分權”。這是因為，雖然行政、軍事、監察三權已分掌分治，但行政權(相權)仍嫌過重，有威懾君權之虞。這就要再分一次，即削減相權。宋代開國以后，太祖鑒于唐末五代政局紊亂，內則權奸專橫，外則藩鎮跋扈，乃盡收地方之權于中央，復收中央之權于君主，實行唐末以來文武分權的中書省與樞密院“二府制”，進一步用樞密院來制約中書省(宋代中書省其實包括唐之尚書、中書、門下三省)。

到了明代，朱元璋干脆取消宰相，皇帝由國家元首而兼任政府首腦，就更是集權了。當然這是后話(詳下節)。總之，科舉制度選拔官員，三省制度制約權力，有了這樣一個基礎，大唐帝國就可以實行它的全面對外開放政策了。

這里面也許有種族方面的原因。隋唐帝國的創始人是都有少數民族血統的。隋文帝楊堅有鮮卑血統，唐太宗李世民則有晉北胡人血統，因此無論胡漢，均能一視同仁，無論中外，均能兼收并蓄。唐太宗曾對身邊的人說：“自古皆貴華夏，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他們甚至對各種宗教也能一體扶植，不加阻撓。

唐代皇帝因為姓李，原本是推崇道教的，但玄奘自印度歸來，太宗竟親自接見，并資助他翻譯佛經。其他如景教(基督教聶斯托利派)、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一種古波斯宗教)，都在長安設有寺院，其教正長老則由政府不分畛域地授以官位品職。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韃靼人、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都在這里和平共處，和衷共濟(請參看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有如此開闊的胸襟，豈能不天下歸心？

然而，唐因混血皇帝而興，又因混血將領而衰。公元755年，被稱作“營州突厥雜種胡”的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起兵反唐，自漁陽以十五萬之眾南下攻占洛陽，次年攻進長安。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創造過開元、天寶全盛局面，此刻已年逾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倉皇出逃，在馬嵬坡處死了他的愛妃楊玉環和宰相楊國忠之后，逃進四川。這是唐帝國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嶺。其時間，距公元618年李唐代隋，是一百三十五年;距公元907年朱溫滅唐，則是一百五十二年，差不多剛好相等。

安祿山據說是被楊國忠逼反的，因為楊國忠老在皇帝面前說安祿山要造反，結果安祿山不反也得反。這一反，才發現偉大的唐帝國是個外強中干的紙老虎，一捅就破。所謂“帝國精銳部隊”，不過是宮廷里中看不中用的儀仗隊;被后人一再追憶的“開元全盛時”，則不過病態繁榮。“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便捷的交通和豐富的物產原來并非國家人民所用。實際上，中央集權也好，開明專制也好，說到底，都不過是為了鞏固皇權，甚至只是為了極少數幾個人的窮奢極欲。維系這種統治的東西其實是很脆弱的。因此，一旦王綱解鈕，也就不堪一擊。最后，九五之尊的皇帝連自己心愛的女人都保不住，只能“回看血淚相和流”。當然，他同時丟掉的，還有皇位。

這場叛亂最后在胡人(回紇)的幫助下平息了，大唐王朝卻也從此一蹶不振。盡管此后它又維持了將近一個半世紀，但已無復當年的盛況和銳氣。只要讀讀中晚唐的詩就知道，其氣度與盛唐已不可同日而語。什么“溪云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許渾)，什么“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杜牧)，那幾乎是一片挽歌。

帝國的黃金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