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黃海海戰結束不久，北洋水師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就以“首先退避”、“牽亂隊伍”、“攔腰中撞揚威”三條大罪被正法于旅順軍前。方伯謙被殺是罪有應得，還是晚清又一樁冤案，至今仍是一個謎。

方伯謙(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學堂第一期學生。1888年，北洋水師正式成軍。1889年6月，李鴻章奏以方伯謙升署中軍左營副將，委帶“濟遠”艦。1891年5月，李鴻章第一次到威海檢閱海軍事竣，奏準以方伯謙辦海軍出力，賞給捷勇巴魯圖勇號。

光緒二十年(1894)9月17日，北洋水師與日本聯合艦隊在黃海展開激戰，北洋海軍“濟遠”管帶方伯謙率艦先退。黃海海戰結束后，丁汝昌向李鴻章電告接仗情形：“濟遠首先退避，將隊伍牽亂，廣甲隨逃。若不嚴行參辦，將來無以做效尤而期振作”。李鴻章因而作出奏請：“茲據丁汝昌查明，致遠擊沉后，該管駕方伯謙即行逃走，實屬臨戰退縮，應請旨將該副將即行正法，以肅軍紀。”22日，清政府下令將方伯謙“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參”。23日，軍機處電寄李鴻章諭旨：“本月十八日開戰時，自致遠沖鋒擊沉后，濟遠管帶副將方伯謙首先逃走，致將船伍牽亂，實屬臨陣退縮，著即行正法”。24日凌晨5時，方伯謙被清廷以“臨陣脫逃”之罪名在旅順被斬首。

學術界傳統的看法是，認為方伯謙被殺并非冤殺，而是罪有應得，因為：(1)方伯謙在戰斗正在進行的時候就離開戰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根據北洋海軍的有關章程，顯然應該是“臨陣逃亡，斬立決”，即使不存在將隊伍牽亂的問題，被正法也是不冤枉的。(2)親臨現場的盧毓英手稿《盧氏甲午前后雜記》是濟遠艦先逃的佐證：盧氏在廣甲艦里親眼見到并記錄了經遠艦沉沒的情形，而方伯謙在他的報告中對經遠艦沉沒這一重大事件卻只字未提。可見，經遠艦沉沒的時候，方伯謙已經逃離了現場，而廣甲艦是在經遠艦沉沒后才離開戰場的。(3)濟遠艦是否因受重傷不能再戰才退出戰斗的？日本海軍方面的材料對日艦和定遠、鎮遠、來遠、靖遠、經遠、致遠等中方艦只的交戰情況描寫非常詳細，偏偏沒有對濟遠艦有所描述，說濟遠受傷如此嚴重值得懷疑。而且，濟遠艦處十隊列的左翼，而海戰的焦點卻是在右翼。據此，學者認為，方伯謙是臨陣先退，確系該殺。

對于這種傳統的看法，有學者也提出了疑問，認為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在戰后以“首先退避”、“牽亂隊伍”，“攔腰中撞揚威”三條大罪被正法于旅順軍前，三條罪名并不成立，方伯謙被殺不是罪有應得，而是晚清一樁冤案。

堅持這一說法的學者指出，丁汝昌從電請參辦方伯謙到對方伯謙的正法，只短短三天，且中間未經任何審訊。有人認為，李鴻章、丁汝昌以雷霆手段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將方伯謙處死，其實質在于把方伯謙當作替罪羊，為李鴻章、丁汝昌的戰敗責任開脫。因為黃海戰敗，北洋海軍的最高指揮者李鴻章難辭其咎，艦隊提督丁汝昌也罪責難逃。為了脫罪，他們千方百計找替罪羊，炮制出誣蔑方伯謙的三條罪狀。將戰敗責任全推在方伯謙頭上。為了證明這一點，一些學者提出了以下理由：其一，濟遠艦不是“首先退避”。濟遠艦是因在戰斗中遭受日艦的炮擊引起艦體大火而不得不于下午1時10分之后首先退出戰場，這是事實，連李鴻章在處斬方氏之后，也不得不承認。真正“臨陣退縮”者應是廣甲艦吳敬榮。濟遠艦是在被4敵艦截擊在陣外受圍攻，激戰三個小時之后，左翼的致遠已沉，廣甲懼逃，經遠離陣自救，只剩濟遠一艦孤軍作戰，得不到主隊的救援，又因船壞炮毀，人員傷亡嚴重，于危急情景下沖出重圍西撤。從3時30分以后至5時30分，濟遠艦始終在戰場上與敵艦周旋，且戰且退，“戰至日艦收隊”。

其二，北洋艦隊戰陣之亂，主要由兩個原因造成，非方伯謙之罪，實應由丁汝昌、劉步蟾負組織指揮不當，編隊隊形失誤的責任。一些學者認為，指揮不當，開戰之初陣勢已散亂，并把最弱之艦拋于陣腳。當丁汝昌獲得日軍艦隊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全軍起錨追擊。“各軍聞令，爭先起錨”，由于各艦速度不一，且有些艦只起錨時間較長，于是北洋艦隊“不及列隊，零落而出”。而就是如此情況下，丁汝昌卻令旗艦以八節的速度航行，以致在后面的濟遠、廣甲、超勇、揚威，均趕不及。艦隊陣形有似單雁行，又似雙雁行。戰爭發動后，丁汝昌受傷，但傷勢并不重，卻放棄了統帥全軍作戰之責。艦隊沒有總指揮，旗艦失去指揮作戰功能，敵乘勢以快船攻右翼弱艦，后又夾攻北洋艦隊，截擊左翼諸艦于陣西，使北洋艦隊形勢處于極不利地位。這點就連日軍后來在總結這次戰役時，都發出感嘆：“方其戰時支那艦隊泛沉于汪洋巨浸中，若離若合，一似全無紀律者”，“支那艦隊本無次序，至此更無紀律……而其散漫無紀，可嘆也”。而劉步蟾擅自改變艦隊接戰隊形，更使船隊混亂。海戰開始，旗艦“信號所示為諸艦相并橫列以主艦居其中”，以致“自其開始交餒，即列成凌亂之半月形”。這種陣勢，形成了在海戰中的不利態勢，不利于艦隊機動，不利于艦船火炮的發揮，只能使用前主炮射擊，不能發揮后主炮和兩舷副炮同時射擊作用，又不易保持隊形，反易遭敵艦炮火命中，劉步蟾又過早下令發炮，“所擊皆不中，盡落于海”。并把丁汝昌震掀受傷。這一切都是組織指揮不當所致。交戰不久，定遠艦帥旗于第二次排炮時，被敵炮擊落，墜入海中便不再升，戰陣更亂，“督旗不升，各艦耳目無所系屬，督船忽左忽右，亦無旗令，而陣益散”。艦隊沒有統一指揮，就不能形成全軍的整體作戰能力，各艦處于各自為戰，被動挨打局面。不僅如此，由于日本躲開定、鎮巨炮，避強攻弱，圍兩翼弱艦，逐個圍擊，于是北洋艦隊的隊形更加紊亂。

其三，揚威艦不是為濟遠艦所撞。揚威在開戰后不久，于1時10分即已中敵炮起火，向大鹿島方向撤退，并在大鹿島附近(東經123°40北緯39°37處)擱淺，于十九日被日海軍用水雷轟碎。濟遠艦退出戰場是在3時30分之后，此時，揚威已不在戰場，因此，可以斷定，濟遠艦絕不可能在戰場上把揚威撞壞。同時，濟遠艦又不可能駛進大鹿島擱淺處撞壞揚威。因為揚威是在戰陣的右翼外側，而濟遠則在戰陣之左翼，一左一右兩個極端相撞是不可能的。揚威由戰場向西北方向大鹿島駛去，濟遠則向戰場的西南轉西方向旅順駛回，兩艦相背而駛，間距愈離愈遠，無論如何在行駛中是不可能相撞。

方伯謙被殺是不是冤案，恐怕還要做進一步的考證。但是，甲午海戰中國的失敗，無疑是敗在清政府的腐朽無能，敗在這個王朝制度上的根本腐敗則是肯定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