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就在語文課上學習魯迅。老師說：“魯迅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在青少年的心目中，他身著樸素的中式長衫，再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圍巾，一年四季穿一雙黑帆布面膠底鞋。頭發亂蓬蓬，很長也不剃。聽老師說：國際友人史沫特萊邀請魯迅在大飯店吃飯，西仔竟然看魯迅衣衫樸素而不準他進門！許多回憶錄記載：魯迅雖然生活儉樸，卻節省很多錢支援革命。

“史無前例”時代，25歲的我，從中國科學院被押送到勞改農場。不發工資，每月僅15元人民幣的最低生活費。身披無產者的勞動服、頭戴“資修反”的“帽子”。人拉犁、扛石料，干牛馬活、吃豬狗食之余，還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到休息時瞪著雙眼就想看書。當時只準學“馬恩列斯毛林江”。幸好農場還有一套《魯迅全集》，這是作為革命文獻發下來給群眾輪流自學的。

我這個“專政對象”，當然在傳閱“革命文獻”方面最靠邊站。《魯迅全集》前幾卷精彩的部分，如《吶喊》、《彷徨》等，都被“內部矛盾處理”的別人搶去看了，連《兩地書》、《集外集拾遺》都輪不到我，讀書預備隊排得挺長挺長……只有那上、下兩冊簇新精裝的《魯迅日記(1912—1936)》，誰都是翻了翻也不愿過目的，扔在角落里。好吧，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學這冷而又冷的《魯迅日記》吧。

沉沉的兩大本，厚厚的千余頁。那是多么枯燥、瑣碎、繁復、乏味的流水賬啊！記得魯迅自己描述過：

我的日記……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圓……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賬，以便檢查……

但是，旗手的賬，總不能算作“變天賬”罷。

百無聊賴之際想：好罷，我正好是學數學出身的，就來查查魯迅的賬罷。“中國文化人經濟狀況”的自選研究課題，原來是這樣開始的。

首先注意到魯迅每年都買很多很多書，每年日記后面都專門附有一篇長長的“書賬”。從1912年5月魯迅抵達北京，到1936年10月魯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又5個月的漫長歲月里，魯迅一共記載了25篇書賬(每本日記一篇)，共計購書9600冊，及古碑、刻石、畫像等拓片6900百張，真是洋洋大觀！一看書名就像翻開菜譜一樣：那都是很好的書，其中有許多很珍貴的書！這是我最羨慕的！

魯迅愛逛琉璃廠、淘古物字畫，愛吃館子、擺酒席，孝敬老母，資助親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時就雇用女工和車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陸新村三層樓房，他和許廣平、幼子海嬰三人更雇有兩個女傭，晚年全家經常乘出租車看電影、兜風、赴宴席……但那么大的開銷，得需要多少錢啊？

中國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恥言錢”或出于隱私“諱言錢”，然而我在牛棚里，沒有錢，才懂得錢的重要性。魯迅1923年曾向我們的祖父母一輩人(那時都是莘莘學子)作過“娜拉走后怎樣”的報告。一針見血地挑明——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所賣掉。……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魯迅全集》第一卷，第161頁。

那么魯迅一生究竟掙了多少錢呢？沒有人精確統計過。太費事了！只有像我這樣的傻瓜，才干這樣的傻事。我慶幸“十年浩劫”沒有白過，收獲之一就是算清了魯迅24年又5個月，即8000多天的賬。按照魯迅在日記中的自述，他的收入(如果沒有遺漏的話)來自下列四方面：

(1)公務員收入

民國一成立，魯迅就應蔡元培之召，擔任教育部公務員，時間長達14年之多;這是魯迅在北京時期的正式職業。他的名義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貼60銀圓;8-9月，每月“半俸”125銀圓;10月后定薪俸220銀圓。

1913年2月后薪俸240銀圓，12月后僅有九成即216銀圓。

1914年8月薪俸增為280銀圓。

1916年3月后增為300銀圓。

1924年1月(民國十三年1月)重繕之《社會教育司職員表》載有周樹人應得四等三級“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銀圓。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經常拖欠，實發三分之二即平均月付200銀圓左右。

(2)教學收入

“五四”以后，魯迅除了供職教育部以外，還先后在北京的八所學校兼課，時間長達6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聘請，兼任北大國文系講師，同時又兼任高等師范學校(后為北京師范大學)講師，每周各一小時，講授《中國小說史》，月薪各18圓，共36圓大洋。魯迅兼職的其他六所學校是：世界語學校(1923年開始，月薪15圓)、女子師范學校(1923年開始，月薪13圓5角)、中國大學(1925年，月薪10圓)、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圓)、大中公學(短期)，另有一處“集成國際語”學校是義務講課。

但當時北京各校經常拖欠薪金。從1921年4月以后《魯迅日記》才有“往高師校(北京高等師范)取薪水”的記錄，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學取薪水”的記錄。1921年《魯迅日記》載收入講課費52圓(并非全部);1922年日記缺失;1923年《魯迅日記》載收入講課費129圓;1924年《魯迅日記》載收入講課費8085圓;1925年《魯迅日記》載收入講課費7283圓。期間他去西安講學一個星期，得講學費300圓大洋。

1924年在魯迅的經濟生活中是一個轉折點：在他的年收入構成中，第一次出現了本職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業余收入(講課費及稿酬、版稅)的情況。業余講課和寫作收入占59%，超過一半;而本職收入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由林語堂推薦專任廈大國學院研究教授，月薪國幣400圓;1927年2月，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受聘擔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月薪國幣500圓。

(3)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收入

從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又1個月中，由蔡元培推薦，魯迅受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得月薪300圓大洋(1929年1月起《魯迅日記》中改稱為“教育部編譯費”，實質上是一回事)。由大學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個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計14700圓大洋，折合黃金490兩。

也就是說：

魯迅前期(北京時期)是以公務員職業為主，14年的收入相當于1995年人民幣164萬元、2009年328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于1995年人民幣9000多元、2009年人民幣近2萬元。

中間(廈門、廣州時期)1年專任大學教授，年收入相當于1995年人民幣175萬元、2009年35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于1995年人民幣14萬多元、2009年3萬元。

后期(上海時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收入相當于1995年人民幣226萬元、2009年452萬元以上，平均月收入相當于1995年人民幣2萬元、2009年4萬元左右。

若不計入1922年的收入(日記缺失)則23年間共收入1198733圓，相當于1995年人民幣408萬元、2009年816萬元以上。

從公務員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掙來足夠的錢，超越了“官”的威勢、擺脫了“商”的羈絆。值得注意的是，他作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過他作為公務員年收入的兩倍。

錢，是他堅持“韌性戰斗”的經濟基礎。

魯迅的收入，除了足以保證全家(包括母親等)的中等水平生活費以外，還有富余;他為了寫作、譯述、教學、研究等購置的圖書就達到16萬多冊(幅)，24年中共計耗資13萬多銀圓，相當于1995年45多萬元、2009年90多萬元人民幣，占其總收入的九分之一左右。然而，他有了那么多的金錢之后，卻絲毫不為金錢所動，而始終保持勤儉奮斗的本色。

我在牛棚里算清了魯迅一生的經濟賬目，才睜開眼睛看清：離開了錢的魯迅，不是完整的魯迅，更不是真正的魯迅。

多少夜晚在牛棚暗淡的燈光下，透過1000多頁密密麻麻的銀錢賬目的算草，我解讀了魯迅和錢的紐帶。后來，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我又兩次按照《魯迅日記》和相關資料做了反復驗算核實，得出了大致準確的數據。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魯迅以他的腦力勞動所得，總收入相當于1995年人民幣408萬元、2009年816萬元以上，成為名副其實的“中間階層”即社會中堅。他受之無愧。

從“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間，魯迅有平均每年相當于2009年人民幣34萬元、每月人民幣2萬—4萬元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庫門樓房的寫作環境。在殘酷無情的法西斯文化圍剿之中，魯迅能夠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堅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這使他永遠成為文化人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