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說，“只有與世人公認的強敵英美開戰才是戰爭”。

一方面，日本不宣戰，可免受國際法制約，繼續從美國進口軍需品

從1931年—1945年，中日戰爭進行了十四年。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才對日本宣戰，而迄至戰爭結束，日本對中國都是“戰而不宣”。之所以會有這種怪狀的發生，是因宣戰與否，牽扯甚廣，須多番考量。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日兩國都不想擴大戰事，在名義上還是力圖通過談判，恢復和平，不存在宣戰的問題。1937年淞滬會戰期間，日本在討論“是否有必要宣戰”后，也只是將“華北事變”改稱“中國事變”，不承認與中國爆發戰爭。①隨后1938年1月，發表了被廣田弘毅稱為“甚至比宣戰更為強硬”的“第一次近衛聲明”，宣稱日本“帝國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兩國斷交。

日本是否對華宣戰，事關中國抗戰戰略，國民政府給予極大關注。如1938年2月，國民政府開始討論“日本如對華宣戰，我之對策應如何”;1940年2月，則推測“在美國禁運政策實行之后，敵政府考慮對華宣戰，為當然之舉”。②出乎國民政府意料的是，日本竟始終沒有宣戰。

如此一來，日本在中國的行動即可免受國際法的約束，如宋美齡在《不宣而戰之戰爭可以肆無忌憚》一文中說，“日本方今以種種事實證明，不宣而戰之戰爭，如何可以征服弱國，如何可以毋須遵守束縛正式戰爭之種種國際公法，因此而盡量利用之。”③譬如日軍在戰場上抓獲的中國士兵，即不被當作戰俘處理。

其次，日本當時需從美國進口大批戰略物資，而依照美國《中立法》，要對處于交戰狀態的國家實行武器和軍需品禁運。日本不宣戰，即可規避禁運條款。統計顯示，1937年—1939年，日本從美國的進口物資總額，每年都在2億美元以上，其中軍需品所占份額，1937年為58%、1938年為66%、1939年為81%。④在日本侵華期間，美國賣給日本的軍火總值約5億美元，占日本所用全部武器價值的一半以上。⑤

1942年12月23日，汪精衛與周隆庠(二排左一)、周佛海(二排左二)、徐良(二排左三)、梅思平(三排左一)、大東亞相青木一男(三排右一)等出席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前中)晚宴前合影。

另一方面，日本承認汪偽政權為“中國政府”，不能再對國府宣戰

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對日本宣戰，但日本決定，“發動對重慶作戰，可以不搞形式上的宣言”。⑥究其原因，乃是第一次近衛聲明后，日本就已否認重慶國民政府的合法性，視之為一個地方政權。1940年11月，日本更與汪偽政權正式“建交”，承認其為代表中國的“中央政府”。由此，一方面，日“中”兩“國”成為“盟邦”，無需宣戰;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再對重慶的中國政府宣戰，就會沖擊汪偽政權的“合法性”。因此直到戰爭結束，日本再未討論過對華宣戰問題。

基于以上原因，日本“戰而不宣”，在獲得不宣戰好處的同時，也不妨礙其實際行使交戰國權利。根據國際法，只有交戰國“對敵港口或敵人占領的港口和海岸可加以封鎖”。但事實上，中國的海上港口，幾乎全部被日軍占領，陸上通道也相繼失去。1940年6月，隨著法國投降，滇越公路被關閉;7月，迫于日本壓力，英國也將滇緬公路關閉了三個月。這些行動達到了封鎖效果，很大程度上切斷了中國外援。

因為沒有宣戰，以至很多日本人確實未將與中國的戰事看做“戰爭”。裕仁天皇理解的“和平”是“不同英美交戰”。在他看來，“只有與世人公認的強敵英美開戰才是戰爭”。⑦這種想法成為日本軍人在戰后狡辯的借口。甲級戰犯武藤章在東京審判時即宣稱，中日間的戰事是“事變”，不是“戰爭”，作戰抓捕的人員就不是“戰俘”，不能享有《日內瓦公約》里規定的權利。⑧

總的來說，日本不對中國宣戰，主要是由其侵略利益決定的。如此做，日本既能免受戰爭制裁，又能扶植汪偽政權，實際享有交戰國權利，沒有必要去追求宣戰這一形式。當然，日本宣戰與否，都無法改變其發動侵華戰爭的事實。

注釋：

①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分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5頁;②《王世杰日記》，1938年2月26日、1940年2月4日;③⑤⑥孟國祥、費迅：《關于日本對中國戰而不宣問題的研究》，《民國檔案》，1998年第4期;④孫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何以始終未向中國宣戰？》，《軍事歷史》，1992年第3期;⑦(日)禰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165頁;⑧洛河：《日本侵華戰爭與戰俘問題》，《抗日戰爭史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