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是發生在中國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一位朝廷的高官淳于越反對當時實行的“郡縣制”，要求根據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駁斥，并主張禁止“儒生”(讀書人)以古非今，想學法令的人要以官吏為師。

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為秦始皇尋找長生不老之藥的術士侯生、盧生，非但未找到仙藥，還以言語誹謗秦始皇，之后出逃。秦始皇得知后大怒，下令察訪咸陽。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后。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于上郡。

《史記》上對此的記載為“焚詩書，坑術士”。

有觀點認為，“焚書坑儒”這一說法乃是孔子的后代杜撰。且，《史記·卷121·儒林列傳》上記載的只是“焚《詩》《書》，坑術士”，后在《古文尚書》的序中被為“焚書坑儒”。而在清朝時已證明《古文尚書》乃是偽造。

經常被“坑儒”觀點引做證據的是始皇長子扶蘇的話(“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支持“坑儒”提法的學者認為由“諸生皆誦法孔子”可知，秦始皇所坑掉的“諸生”中，固然有一部分術士，但大多數是“誦法孔子”的儒生 。而反對“坑儒”提法的學者認為這無法用來證明秦始皇坑殺的是儒生，他們稱扶蘇只是認為秦始皇的做法和反對重刑的孔子學說存在沖突，不利于百姓歸附，而且認為“焚書”并未廢除儒學，儒家學說在焚書之后仍然存在，且“諸生皆誦”。類似觀點有以下佐證：

“焚《詩》《書》，坑術士”是兩件事。

“焚《詩》《書》”。其背景是當時秦奉行的是法家的治國理念，可當時國家卻是初統，春秋戰國時形成的眾多學說仍在百家爭鳴，時常非議朝政。其直接的導火線則是主張“復古、師古”的儒家學者大談“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這引起法家不滿，認為“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這得到秦始皇認可，于是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以及私藏的《詩經》、《尚書》，“博士仍可保留這些書籍。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民間亦可保留。百姓也可以官吏為師學校法令。

為了打擊國家領域中的復辟勢力和消除隱患，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在咸陽宮慶壽的筵會上，采納了李斯提出的焚毀儒家經典等書籍的建議。因為在筵會上，博士淳于越提出應當進行分封，建立諸侯國，如果“事不師古”是不能長久的。秦始皇聽后，讓群臣各抒己見。李斯則爭鋒相對地指出，這些博士儒生面對新政權、新制度，提出“不師今而學古”，主張分封，恢復禮制，用儒家經典為依據，“以非當世”，散布不利于中央集權制的言論，造成人們思想上的混亂。因此建議：

一、請史官把《秦記》而外的各諸侯國的原有史籍一律焚燒掉，以尊一統。

二、除博士官所藏外的儒家經典，如《詩》、《書》和百家的著作，都要送到當地政府燒毀。

三、有敢于談論《詩》、《書》等儒家經典著作的人，要棄市處死;宣揚古代而誹謗現政權的人，要滅其宗族。

四、對上述各項，官吏發現而不加以查處則與之同罪。

五、令下30日而不燒毀，則處以黥刑，罰為戍邊和筑長城。

六、保留醫學、藥書、卜筮和種樹等書籍。

七、有欲學法律的，以獄吏為師，禁止私學。

秦始皇同意了這一意見，進行了焚書，實行了空前的文化專制政策。雖然目的在于從歷史和文化領域中加強統治和鞏固中央集權，但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卻是第一次大規模地對古代文獻典籍的摧殘，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