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朱元璋的統(tǒng)治，有一個名詞不容回避--殘暴。殘暴的方式，就是屢興大案。

歷史學界，很早就有“洪武四大案”之說。所謂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恒案、藍玉案、胡惟庸案，簡單的名詞后面，是千萬顆人頭落地。

四大案中，“空印案”和“郭恒案”都是貪污腐敗案，前者因官員使用蓋有官印的空白文書，激起朱元璋？怒，前后株連數(shù)萬人。后者因戶部侍郎郭恒貪污官糧，再次興起大獄，株連上萬官員。“藍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謀反案，受牽連的大多是跟隨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萬人。樁樁案件，皆是血雨腥風。

但要論對后世的影響力，“四大案”中不論哪一樁，都有限得很。“胡惟庸”“藍玉”兩案株連無數(shù)，朱元璋的本意是為他的后人“接班”掃清障礙，誰知事與愿違，反導致即位的建文帝無將可用，“靖難之役”中敗給了朱棣。至于“空印案”和“郭恒案”的目的，則是為了整頓吏治，掃清腐敗，然而即使在當時？面對貪官屢殺屢不絕的情況，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絕望，發(fā)出“朝殺而暮犯”的悲嘆。而后明王朝吏治腐敗，貪污橫行，或許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

然而卻有這樣一樁案子，論株連人數(shù)和規(guī)模，皆無法與“四大案”相比，但案件產(chǎn)生的影響，卻遠比四大案深遠，不但終明一世，甚至波及今日。這就是發(fā)生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

南北榜案，又稱劉三吾舞弊案，與四大案“公說公有理”的爭議不同，這樁案子，是一件徹頭徹尾的冤案。

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正籠罩在“藍玉案”血雨腥風中的明王朝，迎來了其三年一度的科舉會試，在這個藍玉案株連甚眾，無數(shù)官員落馬的非常時期，此次科舉的結果，也無疑將對朝局產(chǎn)生微妙的影響。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選擇上，朱元璋煞費苦心，經(jīng)反復斟酌，終圈定了78歲高齡的翰林學士劉三吾為主考。

劉三吾在當時可謂大儒，此人是元朝舊臣，元末時就曾擔任過廣西提學(相當于教育廳廳長)，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樹。明王朝的科舉制度條例就是由他制訂，明初的刑法《大誥》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還主編過《寰宇通志》，這是今天中國人了解當時中國周邊國家的百科全書。他與汪睿、朱善三人并稱為“三老”，《明史》上更說他“為人慷慨，胸中無城府，自號坦坦翁”，可謂是人品才學俱佳的士林領袖。選擇他為主考，既是朱元璋對他本人的認可，也是朱元璋對這次科舉的期望。

然而劉三吾不會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會因為這次科舉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個誰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

洪武三十年二月，會試開始，經(jīng)一月考核，選出貢士51名，又經(jīng)三月初一殿式，點中陳安邸為狀元，尹昌隆為榜眼，劉鶚為探花。然而僅僅6天過后，明朝禮部的大門就差點被告狀的砸破，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禮部鳴冤告狀，南京街頭上，更有數(shù)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攔住官員轎子上訪告狀，短短幾日里，整個南京城沸反盈天，一片喧囂。？科場舞弊”，成了南京百姓街頭巷尾津津樂道的話題。

喊冤的原因，很簡單，也很奇特。當年會試中榜的51名貢生，清一色的來自南方各省，竟然沒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街頭巷尾各式傳言紛飛，有說主考收了錢的，有說主考搞“地域歧視”的，種種說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讓主考們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

消息傳來，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監(jiān)察御史上書，要求朱元璋徹查，朱元璋的侍讀張信等人，也懷疑此次科舉考試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惱怒，窮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貪污腐敗，？私舞弊”。事件發(fā)生僅幾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詔，成立了12人的“調查小組”，這其中有曾經(jīng)懷疑此次科舉舞弊的張信等人，也有以學問著稱的嚴叔載、董貫，還有以“忠直敢言”聞名的周衡、黃章等人。成員的選擇上，可謂是做到了公平公正。

然而調查小組經(jīng)過數(shù)日的復核，到該年四月末做出的調查結論，再次讓朱元璋瞠目結舌：劉三吾等人的閱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斷，所錄取51人皆是憑才學錄取，無任何問題。

結論出來，再次引起各界嘩然。落榜的北方學子們自然不干，朝中許多北方籍的官員們更紛紛抨擊，要求再次選派得力官員，對考卷進行重新復核，并嚴查所有涉案官員。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卻做出了一個更加極端的決定。

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詔，指斥本次科舉的主考劉三吾和副主考紀善、白信3人為“藍玉余黨”，尤其是抓住了劉三吾10多年前曾上書為胡惟庸鳴冤的舊賬，認定劉三吾為“反賊”，結果涉案諸官員皆到嚴懲，劉三吾被發(fā)配西北。曾質疑劉三吾的張信更慘，因他被告發(fā)說曾得到劉三吾授意，落了個凌遲處死的下場。其余諸人也被發(fā)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們在復核試卷后，開列出的中榜名單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親自復核試卷，開出了一個更令人瞠目結舌的錄取名單：51名中榜貢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無一名南方人。

該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舉制度，發(fā)生了一次重大的變革。從此明朝的科舉錄取，不再是“全國統(tǒng)一劃線”，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學子，按照其所處？地域進行排名，分別錄取出貢生后，再統(tǒng)一參加殿式。這個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個明清兩朝，與今天高考中的“分區(qū)劃線”，也有異曲同工之意。

朱元璋用“搞平衡”的辦法處理了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舉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謎團，依然值得深究。

深究南北榜案，第一個疑團是：為什么經(jīng)過兩次復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還是“巧合”？

解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面對一個現(xiàn)象--中國經(jīng)濟文化中心的南移。

這個現(xiàn)象，從唐王朝安史之亂時就已開始，到南宋時期則進一步擴大。北宋滅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開始了長足發(fā)展。南宋滅亡后，元王朝一度廢除了科舉制，雖然在后期重開科舉，但漢人的錄取比例極其少，科舉出身的官員，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極低。長江以北的中原地區(qū)，在歷經(jīng)了金朝、元朝幾百年的異族統(tǒng)治后，無論經(jīng)濟還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

在元王朝的科舉中，中榜的漢人，也多來自安徽與江南地區(qū)。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時中國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來自于浙江的“浙東四才子”--吳征、劉基、章溢、宋濂。早期創(chuàng)業(yè)的朱元璋，也正是因為籠絡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壯大實力。朱元璋的謀士朱升、李善長等人，同樣都是來自安徽與江南等地的才俊。

明朝以前，中國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實行的教育體制和考試制度，非但沒有彌合這個差距，相反則繼續(xù)拉大。先說教育體制，明王朝的教育體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時就確立了，各地的府學、州學、縣學，最早都設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領地，如安徽、江蘇、江南地區(qū)，北方大規(guī)模重設學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無論從師資水平還是開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遠。當然北方并非無人才，山東、山西兩省一直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厲行文化專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對新政權多持懷觀望態(tài)度。朱元璋的幾度文字獄，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許多名士們隱居山林，對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態(tài)度。如此境況，明朝早期北方教育遠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可原。

明朝科舉，以“八股文”取士，這種考試方式本身就給南方學子提供了優(yōu)勢。今人說八股文，多以為是明王朝首創(chuàng)，其實八股文取士，開始于北宋王安石變法，當時王安石革新科舉制度，提出以“經(jīng)義之學”取士，但對文體無特殊要求，這是八股文的開始。隨著時間推移，對八股文的要求越發(fā)細化，其風格特點也日益明朗。明朝科舉的實際制定者，正是“浙東四子”中的劉基和宋濂，其考試規(guī)范、考試范圍、考試要求，更適合江南學子。每次開科，南方學子自然“駕輕就熟”。

事實上，從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舉考試開始，南方考生的成績，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舉鄉(xiāng)試，南方的錄取名額是350人，北方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試，狀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從錄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漸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減少的趨勢。“南強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實早已心知肚明。

然而饒是如此，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會發(fā)生“清一色南方人”這樣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為什么會做出激烈的反應？

事實上，科舉考試，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考試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低概率事件”的發(fā)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應，都與一件政治事件有關--藍玉案。

震動明王朝上下的藍玉謀反案，持續(xù)數(shù)年，株連人數(shù)達到10萬人，其中尤以各級官吏居多。藍玉常年鎮(zhèn)守北方，案件爆發(fā)后，因他而遭株連的官員，也多為北方人，其中科舉出身的北方官員甚多。血雨腥風下，許多讀書人甚至視做官為畏途，紛紛逃避科舉考試。其實在這次科考之前，明朝禮部的奏報上就曾說：“今北方士子，應試者減半也。”

作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經(jīng)過了長時間的清洗之后，“威”已施過，選擇合適的機會“施恩”，緩和與北方知識分子間的矛盾，穩(wěn)固統(tǒng)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選擇，而科舉是最好的方式。然而無論是最早作為主考的劉三吾，還是曾質疑劉三吾，后來又受命復核試卷的張信，都是心無雜念的純知識分子，堅持以才學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帶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事件。滿朝嘩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認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實，這樣等于開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臺，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辦法，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無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對這種現(xiàn)象心知肚明，卻依舊引起軒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議論紛紛，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瀾，最終釀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卻上面所說的政治目的，還有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中國科舉制度的“南北矛盾”。

到這個矛盾，還要追溯到宋朝。中國官場向來有“南相北將”之說，但在宋朝，卻完全不是這么回事。北宋的科舉，素來“重北輕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書“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漸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蘇”等人也多來自南方，到司馬光為相時，又曾設置“分路取士”法，壓制南方考生的錄取名額。到元朝時期，雖恢復科舉，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優(yōu)待，漢人遭到排擠，被打壓的考生，又多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間的名額之爭，其實由來已久。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學子可謂揚眉吐氣，在歷次科舉中占有絕對優(yōu)勢。北方學子除了爭奪科舉中極少的名額外，只能通過監(jiān)生、舉薦等非科舉方式入仕，在官場中也多受壓制。“南北榜”事件的發(fā)生，恰好給了諸多北方官員“反攻倒算”的機會。在整個事件中，連篇彈劾考官的御史們，大多來自于北方，告發(fā)張信與劉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楊道。如此情形，連后來修《國榷》的談遷也感慨：“眾議洶洶，非為公怒，乃為私怨也。”

隨著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試制度也就此確立下來，在其后的時日里，它不斷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終變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諸省)的劃分方式。錄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萬歷時期更進一步，在科舉中增開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時期對商人子弟應試的種種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這個分榜制度。

客觀上講，明朝的“分榜”制度，積極作用確實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區(qū)考生的學習積極性)，平衡政治關系，乃至維護國家統(tǒng)一(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推廣科舉制度)等等。而負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對明朝官場“老鄉(xiāng)政治”的推波助瀾。

自“南北榜”劃分之后，明朝官場上的官員關系，除了師生關系外(座師與門生)，老鄉(xiāng)關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勢，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間的親疏尤其明顯。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間拉幫結派，也漸成常態(tài)。明朝萬歷時期大臣邱瞬就曾總結道：“而今朋黨有三途，同榜而出為其一，座主門生為其二，同年而出為其三。”“鄉(xiāng)黨”關系，？而凌駕于師生關系之上。萬歷末期至天啟初期令后人詬病的“黨爭”，朝中分為“齊黨”“楚黨”“浙黨”相互攻擊，“分榜”制度，確是為其溫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