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江休復在其筆記《醴泉筆錄》中講了這么一個故事，唐末昭宗李曄在位時，眼見藩鎮勢力逐步壯大，唐帝國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作為傀儡皇帝，昭宗一言一行都得看大軍閥、混世魔王朱溫的眼色行事，于是昭宗在寂寞空虛的日子里就以豢養猴子，玩猴和流連猴戲聊以度日，也許是日子久了，人猴之間有了感情，也許是因為昭宗身邊都是朱溫耳目，連個值得信賴的親信都沒有，昭宗就把一只最喜歡的猴子當做心腹看待，給它穿上最鮮艷的衣服，讓它侍立于自己的身邊裝模作樣，甚至給這只猴子加官進爵，并賜其封號為“孫供奉”。可憐這位末二代皇帝，整日里提心吊膽，因為人心叵測，居然把一只禽獸當做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后來政治野心極大的朱溫干脆撕下了自己溫情脈脈的面紗，殘酷的殺害了唐昭宗和他的兒子哀帝李柷，自己登極做了后梁太祖，就在朱溫對外宣稱自己是受了禪讓而坐上了皇位的登極大典上，這位篡黨奪權的哥們兒不知是犯了哪根神經，還是為了表示對前朝皇帝喜愛的這只禽獸的假惺惺尊重，居然在大擺宴席，接見前唐臣子們以示尊榮的喜慶日子里，將這只猴子也做為貴賓牽引到自己身旁安位落座，這只頗通人性的猴子掃視了一眼殿堂，瞧見經常座在龍椅上的主子爺換了別人，立刻就從坐位上彈起，神情激憤，奔走號泣，并且數次三番作勢欲撲向朱溫，以剝奪其身上色彩明艷的龍袍，朱溫大驚失色之下殺心頓起，命令手下人將此猴斬首示眾。

禽獸尚且戀主，猴子有時比人強，前唐一干大臣們面對猴子大鬧宮殿的情形皆面面相覷，在這只瘋狂的猴子面前，眾人無不愧疚汗顏。可憐唐昭宗窮途末路赴難之時，那些食唐祿享唐俸的大臣們都只顧自保，貪圖榮華富貴，而無人為前朝盡忠盡節，恰恰是一只猴子給前朝貳臣們上了一堂無比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課，猴子殉節而死，也不枉唐昭宗寵愛一時。猴子能做到的，為什么人不能做到？因為人性遠比猴性復雜，人為自身計往往考慮的太多。作者借這只猴子頌揚了北宋時期世人所欠缺的忠義氣節，也使這只猴子“流芳百世”，而這只猴子亦在清初反證了晚明重臣洪承疇和士大夫錢謙益等人的貪圖富貴和賣主求榮，且成為其終生寢食難安的一個心結。而明代吳承恩筆下出現的那位嫉惡如仇，愛憎分明的美猴王，未必不是緣于唐昭宗這只猴子的啟示。

無獨有偶，宋人邵伯溫在《邵氏聞見錄》中也記載了類似兩則有關禽獸重情重義的趣聞，話說有一關中商人，偶然于隴山之中得到了一只鸚鵡，這只鸚鵡會說人話，商人非常鐘愛，但是有一天，商人因事被牽連含冤入獄，數日后才得返還家中，心中猶忿忿不平。鸚鵡對他說，郎君你不要因怨生恨，你只不過在獄中呆了數日，就覺得失去了自由，生不如死，而我呢？被囚禁于籠中已經數年了，又奈之如何呢？商人被鸚鵡所言感化，雖然極其舍不得把這只聰明伶俐的鸚鵡放歸山林，但還是攜帶著鳥籠趕往隴山中，揮淚忍痛割愛送歸。自此以后，每逢商人與朋友從隴山經過時，這只非常重情義的鸚鵡必定會聞聲而來，棲息在枝頭，輕聲問侯：郎君別來無恙否？以此感謝商人對自己的放生情義。

當時，在瀘州南部的地方駐軍中也有人飼養了一只秦吉了(八哥，因多產于秦地，故時人喚做秦吉了)，日子長了，這只鳥兒也會說人話，非常討人喜歡，鳥的主人以奇貨可居，拒絕出讓，在眾多的買家中有一位少數民族的首領企圖以伍拾萬錢買下，主人見錢眼開，蠢蠢欲動，索性就把自己想法直言相告這只鳥兒，說你不要怪我，因為家境實在貧寒，沒有辦法只得賣掉你以換取錢財。這只鳥兒聽完后，哀鳴數聲，對主人說，我乃漢禽，實不愿去往夷狄中。話聲剛落，剛烈的鳥兒竟然撞籠而死。作者邵伯溫嘆息到，這世上有許多讀書人枉讀圣賢之書，而忘恩負義、賣主求榮，甘心認賊作父，以投靠異幫而茍全性命，其所作所為還不如一只重情重義的鳥兒，可悲復可嘆。

邵伯溫生于宋仁宗嘉佑兩年即公元1057年，而卒于南宋高宗紹興四年即1134年，歷北宋五代帝王，先后經歷了宋朝的承平年代和北宋末年靖康之恥的國破家亡，其心靈受到了極其強烈的震撼，因此對北宋滅亡多有清醒的思考和認識，其在邵氏聞見錄和后錄中多有真知灼見的言論，其人年輕時曾因上書言事而受到了權臣奸人的陷害與打擊，然位卑未敢忘憂國，文中的鸚鵡和秦吉了看起來更象是神鳥，充滿了智慧和情義，作者不過是借助禽鳥鞭撻了北宋末年屈膝求和、賣主求榮的諂媚小人的丑惡行徑，以及現實中的宋高宗的投降主義國策。猴子也好，禽鳥也好都是理想的化身，以物諷今，是對世人最好的啟迪和明示。

唐末相貌最為丑陋的詩人羅隱曾經對前文中所說的唐昭宗那只鐘愛的猴子寫過兩句詩，詩云：“何故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比較羅大詩人一生十多次不弟，鎩羽而歸的落寞心情，隱隱可見詩人的酸葡萄心理，人類又有什么理由去笑話禽獸？其實猴子和人一樣，都希望得到眷顧，猴子為溫飽，而世人為權貴和榮華，但對比這只忠義兩全不惜以死明志的猴子，人的所作所為有時竟異于禽獸，亦令禽獸而不齒。在歷史的風云變換中往往最聰明的人類，反而在危難到來之際以求自保而自嚙同類，于人性與獸性的交鋒中闡釋的不過是人生的一副灰暗變色的杯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