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抗日劇充斥熒屏，“武士道”也被各種演繹。然則，日本“武士道”，究竟是什么東西？在侵華戰爭中，又充當著一種什么樣的角色？

明治以前的“武士道”

起源于鐮倉時代的“原始武士道”，因政治契約之故，特別強調“忠”與“死”

所謂“武士道”，略言之，是一種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縱觀歷史，“武士道”究竟是個什么東西，其實完全取決于現實政治的需要。

一般認為，“武士道”起源于鐮倉時代，定名于江戶幕府初期。公元721年，元正天皇詔書首次正式承認“武士”的存在，至11世紀，鐮倉幕府建立，以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層”作為統治基礎。這類政權，通稱“武家政權”，此后統治日本600余年，原始的“武士道”也在這600余年間逐漸成型。

“原始武士道”的核心理念，乃是“忠”與“死”。所謂“忠”，是強調各級武士須嚴守崗位，絕對忠于各自的主君;所謂“死”，是倡導為主君獻身乃至殉死。“武家政權”對這兩點的強調，其實是出于一種現實的“等價契約”的需要——武士向主君付出“忠”與“死”，主君則賜予并保障武士的地位與財富。這種契約關系，常常隨著世局的變遷而有所修正。如群雄爭霸的“戰國時代”，舊主、新主更替頻繁，武士們從自身利益出發，就更愛強調“為自我獻身”，而不是“為主君盡忠”。

江戶時代，朝野異途，武士道分裂為“士道”與“葉隱”兩派，其倫理觀完全對立

江戶幕府(1603-1867)初期，“武士道”一詞正式出現在典籍之中。“傳統武士”在江戶時代，被迫轉型為行政官吏，被要求具備治民才干，而不能僅僅只懂得殺伐。“原始武士道”于是被改造成新的“士道”。出身武士、有弟子四千、深受儒學影響的山鹿素行，是這一改造過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儒家主張“德治”，要求士大夫以其德行垂范天下;山鹿素行則強調，武士必須文、武兼修，而且必須高度重視“文”的修養，必須做到重義輕利，因為通過自己的楷模式的行為，讓天下秩序歸于井然，是武士天然的職分。

不過，江戶政權用儒學改造“傳統武士”的愿望，并未完全成功。緬懷“原始武士道”的《葉隱》一書，仍在轉型不成功的“傳統武士”當中廣泛而秘密地流傳。《葉隱》一書的作者山本常朝，特別痛恨讓武士學習儒學、轉型做官僚。按該書的觀點，所謂“武士道”，很簡單，就是“當生與死逼迫你選擇時，唯干脆利落地選擇死”。《葉隱》反對儒學對死的意義的追尋，“死就是死，勿為目標所制，若離開目標而死，或許死得沒有價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恥。死就是目的，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葉隱》也反對儒學用“義”來規范“忠”，作者非常明確地表示：“我討厭考慮那些所謂的是非、正邪。不顧一切的盡心侍奉，無論什么事情都首先考慮主君就可以了。”

可以說，《葉隱》完全是對“士道”的對抗，后者得到了當局的認可與推廣，前者則被列入禁書，只能在民間秘密流傳。不過，無論是“士道”里的“武士道”，還是《葉隱》里的“武士道”，在江戶時代之前的歷史中，都不曾完整地存在過，而只是作者出于現實需要，進行的一種理想化的“提純”。

明治以后的“武士道”

明治初期，當局出于現實需要，武士道被心照不宣地置于半遺忘狀態

明治維新后，江戶時代的武士道，無論是“士道”派，還是《葉隱》派，都難以被當局所容忍。因為這種舊時代的“武士道”，有兩個特點——1、專屬于“武士”這一特殊階層;2、其效忠對象多元，數十萬武士，分別效忠各自不同的主君，而非天皇一人。

新政權宣布士農工商“四民平等”，取消了“武士”階層的特權，又通過天皇詔書，將“忠良驍勇”的品性，定義為是全體“日本帝國之人民”所共有的優點，同時絕口不提“武士道”三字。1882年天皇發布《軍人敕諭》，更是明確批判武士階層長期掌控日本政權的歷史，是“違我國體”。所以，在明治前、中期，“武士道”地位尷尬，處于一種心照不宣的半遺忘狀態。

明治后期，為向西方證明日本非野蠻民族，新渡戶稻造重塑武士道，認為其與基督教相通

明治時代后期，“武士道”再度被激活，與日清戰爭、日俄戰爭有相當直接的關系。

日清戰爭中，因為旅順大屠殺，日本被西方媒體宣傳為野蠻民族。作為辯護，1899年，新渡戶稻造用英文寫作出版了《武士道》一書。新渡戶稻造出身武士家庭，曾留學歐美，并成為基督徒。他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為了向西方世界展示日本民族的“優秀特質”，希望說服西方世界，日本民族不是野蠻民族，也有著與西方基督教傳統類似的優秀的道德體系，這一體系就是“武士道”，其內涵是“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

日清戰爭打敗了儒學中國，日俄戰爭打敗了屬于西方文明的俄國，許多日本人因此認為，一定存在著某種日本獨有的“文化傳統”，在指導日本獲勝。新渡戶稻造的對武士道的重新提倡，正好部分滿足了這種社會心理的需要。1905年，新渡戶稻造本人受到明治天皇帝特別召見，并獲準向天皇獻上《武士道》一書;同年，該書增訂再版，風靡全國，新渡戶稻造也成為“新日本”的代言人。曾一度被官方刻意遺忘的“武士道”，由此一躍成為所有日本人共同具備的美德。

日俄戰爭的勝利，卻使得日本國內“民意”，更愿將武士道重塑為對抗西方的特有道德利器

新渡戶稻造的寫作初衷，雖然是為了向西方人證明，西方人有的高貴道德，日本人也同樣具備，不過，他對“武士道”的贊美仍有限度，認為“武士道可以救日本，但不能救世界，只有基督教能救世界”。所以，《武士道》一書，雖被推崇，但還難以完全滿足日俄戰爭后，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本國獨有的“文化傳統”的發掘熱情。這種心理需求，最終須由井上哲次郎來填補。

同在1905年，井上哲次郎編纂出版了著名的《現代大家武士道叢書》。他非常明確地強調：武士道“在外國幾乎沒有同樣的例子，是日本一種特別的精神訓練”，不但不同于中國的儒學，更是日本民族賴以與源源不斷輸入日本的“西方道德”對抗的唯一利器;至于其何以“獨一無二”，井上的解釋是：日本的“武士道”，有著“皇道”與“神道”作為指導原理，所以，“影響從日本及于全世界，負有道義地統一全世界的使命”。井上還一再宣稱：“我國的軍隊之所以非常強大，雖然有許多原因，我確信無疑：武士道的存續是一個很大的原因。”至于“武士道”的內涵，則無非“忠君愛國”四字而已。

戰時，軍方樂于宣揚“葉隱”;戰后，當局又樂于宣揚新渡戶稻造

綜上，“武士道”究竟為何物，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日本，實際上一直含混不清。鐮倉時代所產生的“原始武士道”，只是一種現實的利益契約;江戶時代，“士道”和《葉隱》互相對立，代表了不同政治陣營的需要;明治前期，武士道心照不宣地被遺忘;明治后期，新渡戶稻造說“武士道”與西方主流文明共通，井上哲次郎說“武士道”是日本賴以抗衡基督教的獨一無二的思想利器……可以說，不是“武士”，而是學者和政客們，在一直不斷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武士道”的形象，而這種塑造，又因為利益出發點的不同，往往彼此沖突……

惟現實政治往往選擇最符合其實際需要的解釋。所以，在侵華戰爭期間，最受日本軍界推崇的“武士道”，是《葉隱》一派，因為《葉隱》鼓吹“干脆利落地選擇死”，而反對去追尋這種死是否與“義”相合。“如今如果奉召前往戰地，我們絕對不要忘記帶上《葉隱》”，正是東洋大學教授古川哲史在1940年代，給全體日本國民的“忠告”。1941年，時任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也在《戰陣訓》里鼓勵日軍士兵去死，“不可生而受虜囚之辱”。

二戰結束后，崇拜《葉隱》的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因為主旨是與西方溝通對話而非對抗，又重新成為日本“武士道”的主流，新渡戶稻造的肖像，還被印在了貨幣之上。略言之，“武士道”是個筐，什么都能往里裝。

參考資料：

新渡戶稻造，《武士道》，商務印書館，1993;三島由紀夫，《葉隱入門》，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戴宇，《面向西方世界的訴求與告白——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與明治日本》，《東北亞論壇》2013年第4期;唐利國，《論武士道與日本軍國主義——傳統的再編與抵抗的失敗》，《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1月;韓東育，《關于“武士道”死亡價值觀的文化檢視》，《歷史研究》2009年第4期;周頌倫，《武士道與“士道”的分歧和對立》，《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張翔，《日本武士道的前世今生、歷史作用》，新民晚報2015/04/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