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歷史書，常常有古代中國人歧視匈奴人的記載，如《漢書.匈奴傳下》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左衽，人面獸心?！薄妒酚?陳子續列傳》云：“彼匈奴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身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從小在民主、自由、平等、文明、博愛等人類普世價值觀的熏陶中長大的現代中國人，我常常為此感到不好意思，以為我們的祖先是狹隘的種族主義者。

直到某天，一位玩古董的朋友拿來一本不知怎么得到的，新出土的、失傳已久的古書《大漢逸志》，改變了我的看法。這本《大漢逸志》之前我從沒聽說過，作者的姓名和生平均不詳，推測大概是東晉時期的漢室后人，書中記載了兩漢時期一些奇聞異事，怪力亂神等等，雖然大多數故事荒誕不經，但對于了解當時的社會風情還是有一定的幫助。其中一個故事引起了我的興趣。

話說漢武帝元空二年，有一個匈奴史官，本名不知道了，只知道起了個漢名字叫燕從日(這名字夠怪的)，到長安太學堂講學，宣傳匈奴的歷史文化，其話語中充滿胡說八道，顛倒是非，令人反感。當燕從日說到：當年冒頓五次帶兵殺掠山東，掠走人牲十萬頭，站在漢朝的角度看，是悲劇，站在匈奴的角度看，是喜劇，歷史是多維的，很難說喜，也很難說悲。這些話終于把臺下的太學生激怒了，一個學生走上臺打了燕從日一個巴掌。此事轟動一時。(奇快的是，我翻遍了《史記》、《漢書》都沒找到這個記載)。

此事傳回匈奴，引起了匈奴的舉國憤怒。燕從日在匈奴中很有名，也很得支持。而且匈奴人都認為燕從日的話根本沒錯，既站在漢朝的角度看問題，又站在匈奴的角度看問題，很客觀，很公正，各方面都考慮到了，其實每一個匈奴人就是這么想的，也會是這么做的，就算換成他們回到幾十年前，他們也會毫無猶豫地追隨冒頓，殺掠山東，掠走人牲十萬頭。燕從日的話只不過是每個匈奴人的普通想法，而號稱禮儀之邦的漢朝的太學生竟然因為意見不合而打老學者，應該嚴懲不貸。而漢朝人大多數都認為，說這種話的人，沒有人性，冒頓的殺掠就是強盜，我中國人為什么要站在強盜的立場上看問題，有哪個正常人類會站在強盜的角度上看問題？從而引發中國人與匈奴人一場罵戰。

這件事在一般人眼里只是學術之爭，沒什么大不了的，沒想到的是，此事竟然驚動了日理萬機的漢武帝，這倒不是因為燕從日，而是這場罵戰體現出來匈奴人的意識形態令漢武帝吃驚。以前，中國人總是認為，當年冒頓帶兵入侵中國，雖然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傷害，但戰爭只是匈奴內部極少數好戰份子發動起來的，廣大匈奴人民是無辜的，也是戰爭的受害者。中國人以前總是按“人之初、性本善”，“有教無類”，“四海之內皆兄弟”等人類普世價值觀來看待世界，中國人民和匈奴人民都是勞動人民，是友好兄弟，所以，不能把過去冒頓發動的戰爭的責任強加到后世的匈奴人民的頭上。(這不能笑話漢武帝和大臣們，因為他們就是在這樣的教育中長大的)。

但此次匈奴人的反應卻很讓漢武帝吃驚，廣大匈奴人民竟然如此崇拜冒頓，支持冒頓殺掠中國，這完全顛覆了匈奴人民在漢武帝心中的形象。一個民族有少數極端份子不奇怪，但整個民族都支持戰爭狂人，那就須提防了。漢武帝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他下令丞相陳子續、司徒鄔友兩位大臣徹查此事。這兩位當世名儒帶領一群學者，參閱無數典籍，深入考察了解周邊各國社會文化，寫成了奏章《華夷之辨疏》，呈給漢武帝。奏章大意是這樣的：匈奴人是以游牧為生，又難以自力更生。他們的社會生產、民族意識決定了他們的野蠻、嗜殺，崇拜的只有暴力，信奉的是成王敗寇，而根本沒有中國人該有的正義與邪惡的觀念。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們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的特點，這種野蠻的意識形態會一代代傳承下去，幾百年也難以改變。

我們中國人在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勇的教育中長大;他們匈奴人在學習狩獵、搶掠、殺戮的教育中長大。我們中國人在聽著父母講述的孟母三遷、大禹治水等勵志故事中長大，他們匈奴人在聽著父母講述他們祖先當年英勇追隨冒頓征伐、殺戮、搶掠的血腥故事中長大。我們中國人以圣賢為榜樣，以圣賢為楷模，他們匈奴人眼中以強盜屠夫冒頓為楷模。我們中國人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標準來辨別世間的是非正邪，他們匈奴人以站在xx立場上(依我看實際就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以他們的利益為標準)來辨別世事的可行與不可行。我們中國人以神圣吉祥的龍為圖騰，他們匈奴人以陰險狡猾的狼為圖騰。

所以，我們中國人努力把后人培養成文明人，而匈奴人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野蠻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匈奴人的文明程度與中國人相距太遠，難以教化，不僅難與中國人長久和平共處，更難以融合。所以，匈奴中出現燕從月這樣的把殺掠中國山東當做他們的喜劇的人，而且匈奴人一邊倒地支持燕從月，就毫不奇怪了。奏章還分析了周邊各個族群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習性。像南方眾多部落以農耕為主，可以自力更生，習性與漢人相近，意識形態較溫和。西域各部既牧既耕既商，意識形態較溫和，但習性與漢人較遠。這些族群的意識形態與匈奴又各不相同。漢武帝看了奏章后，這個偉大政治家當即制定了“南融合、西交流、北防范”的方針，并定為國策長期執行。具體情況就是：對于南方那些習性相近、文明程序較高、意識形態較溫和的農耕族群，采取民族融合政策。比如，漢武帝把東甌人遷入江淮，他們很快與漢族融為一體，為保衛和建設中華文明做出了貢獻。

而對于西域那些既牧既耕既商、意識形態較溫和、文明程度較高，但生活習性與漢人差別較大的族群，采取了偏向和平共處、友好交流的的政策。漢朝為此開辟了絲綢之路，加強了貿易和交流。中國的物品、文化傳播到西方，也從西域引進了佛教、胡凳、葡萄等，大大豐富了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我注意到：與之相反的是，漢朝與匈奴等北方游牧蠻族之間，除了馬匹、毛皮等簡單的物品交易外，幾乎就沒有能稱上文明層次的交流?，F在總是有人說胡人對中國也是有貢獻的，因此不能看不起胡人。殊不知連兩千年前的漢朝人都很清楚胡人中也分文明民族和野蠻民族，對中國的影響有如天壤之別。)

而對于匈奴這些還處于野蠻意識形態的、文明程度太低的族群，漢朝一直保持防范態度，幾乎就沒有信任過，樓煩、休屠兩部投降漢朝，漢武帝把他們安置在邊地，不讓內遷(這與讓東甌人內遷形成鮮明對比)。北匈奴強大的時候漢庭就扶持南匈奴，南匈奴強大的時候漢庭就扶持北匈奴，總之，不予信任，不予內遷，不予融合。在這種環境下，漢朝人當然對匈奴族群沒有好感了，什么匈奴“人面獸心”的話自然就在漢朝流行開來，成為對匈奴普遍的客觀的描述。而且，當時諺語有云：“一個匈奴不是匈奴，一群匈奴必是匈奴”。單個匈奴人，生活在中國人當中，受中華文明的熏陶，本民族意識就較為薄弱，心態、意識就比較偏向文明，所以，金日磾一個單獨的家庭生活在中國，可以終生忠于中國。而一群匈奴人在中國群居，必定尋找族群的認同，民族意識比較強烈，而匈奴的民族意識尚處于野蠻狀態，與中華文明難以相容，所以趙信和他的匈奴部族最終背叛中國、與中國為敵?？梢姡瑵h人對匈奴人的態度，是基于匈奴人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基于他們的民族出身。

可惜令人遺憾的是，因為漢武帝這種把各個民族按照文明程度的高低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劃分為不同等級，并區別對待的做法，違背了“人之初、性本善”、“有教無類”等人類普世價值觀，也違背了“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等傳統思想，更不利于中華泱泱大國的高大形象，因此該國策沒有向社會公開，只是在皇室內部秘密傳承。無論西漢東漢，漢朝廷都忠實地履行了漢武帝定下的“南融合、西交流、北防范”國策，保證了漢朝的強盛，保證了中華民族不受蠻族的腐蝕。(相比于后世的晉唐都是亡于內遷的蠻族作亂，高下立判)。

然而，到東漢末年，曹操掌權，為了抵御蜀國的鋒芒，一改“北防匈奴”的政策，將大量內附的匈奴人遷到關中協助對抗蜀軍。這可是昏招啊。(曹操在歷史上其實也能稱作很優秀的政治家，但漢武帝卻被稱為偉大的政治家，比曹操高。以前我總想，曹操的能力未必比劉徹差，只不過歷史形勢使得曹操的功績和影響不如劉徹罷了?，F在我才明白，漢武帝的偉大絕非浪得虛名，就算與曹操這樣的牛人相比，在個人能力和眼光上，曹操都比劉徹差遠了——這就是一個優秀政治家與一個偉大政治家之間能力和眼光上的差距)。曹操不是漢室皇族，沒有聽說過漢朝那條秘密國策。后來西晉政府更是昏招百出，將北方胡人大量遷入中原，妄圖效仿漢武帝融合東甌人，來個民族大融合。這種天真的、一刀切的、東施效顰的、不顧各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政策埋下了禍患。

事實證明，由于游牧蠻族尚處于野蠻狀態，與中國人在文明程度、意識形態上有巨大差距，在他們意識形態還未進步到文明社會之前，是很難真正與中國人和平共處的。在中國強盛的時候，游牧蠻族表面上歸順中國，但在中國衰弱的時候，他們的野蠻本性就會暴露出來了。后來西晉八王之亂，中華衰弱，那些平時與中國人生活在一起的、以狼為圖騰的野蠻人，馬上對身邊的中國人舉起了屠刀，中國幾乎亡國滅種。

《大漢逸志》的作者身處東晉時期，對當時的中國人被胡人大肆屠戮有切膚之痛，故記下此事警示后人?？戳恕洞鬂h逸志》，我感慨萬千，深為自己之前的膚淺而慚愧。我以前總是簡單地以為漢朝人歧視匈奴人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種族主義”，沒想到祖先的見識達到了很高深的層次，他們不是因為匈奴人的血統和出身而歧視匈奴，而是因為匈奴野蠻的文化和意識形態而防范匈奴，是為了保衛中華文明。我們今人不僅沒能繼承祖先的智慧和遠見，反而把祖先的智慧污蔑為粗淺狹隘的“種族主義”，自以為我們今人才是文明的，可不知真正該被歷史嘲笑的是我們今人啊。

現在西方流行一種觀點——“文化的沖突”，即認為人類歷史上國家民族之間的很多戰爭、沖突，其造成的原因并不是利益的沖突，而是文化的沖突。利益的沖突相對容易協調，文化的沖突則難以協調。而諷刺的是，雖然歐美人早就看出了這一點，但一百年來都沒找到正確的對策，至今歐美仍被種族問題搞得焦頭爛額。

而我們從沒想到的是，我們偉大的中華祖先早在兩千年前就認識到了“文化的沖突”，而且對不同文明程度的、不同文化的民族分別采取了“融合、交流、防范”的對策，這條政策即使在2000年后的今天看來依然相當高明。以前，我總是天真地以為，我們今人站在古人的基礎上，又吸取了西方文明的精華，一定比古人看得更高、更遠、更客觀，一定比古人更聰明、更高明。后來經過很多事我才明白，與我們偉大的中華祖先相比，現代的中國人實在差得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