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自李敖所著的《蔣介石評傳》

蔣介石實際上只有一個兒子經國，毛福梅所出，蔣緯國是抱來的。經國的俄國太太蔣方良替他生了一女三子。女兒蔣孝章嫁給俞大維的長子，中德混血兒俞世揚，蔣經國起初很不高興，嫌俞世揚年紀太大又結過婚，但結果倒蠻好，安分守己，這個中、德、俄三國混血家庭，住在美國，完全脫離是非圈之外。三個兒子孝文、孝武、孝勇，為蔣氏王朝第三代的希望所寄，麻煩就不少。蔣經國在贛南與情婦章亞若所生的雙胞胎章孝嚴、章孝慈，因章女堅持要名分，被特務奉命害死后，冠以母姓，一直沒有歸宗，反而在朝代終結之后，還能維持一官半職。

蔣介石初對長孫孝文，寄予厚望，內定接班人也。從蔣介石送他進軍校并大肆宣傳起，布局已天下皆知。不料此子是花花太歲，學書不成，去而學劍;學劍不成，去而鍍金;鍍金不成，去而從政;從政尚待有成，卻酒色戕身以遺傳而來的糖尿病并發以廢以死。其間拜現代醫藥與皇家病房之助，榮總高臥達十八年之久。蔣孝文的自暴自棄，乃蔣家的最大恨事，否則在年齡上，孝文接經國之棒，猶可如經國接介石之棒也。

孝文病廢之后，剩下小十歲的孝武，以及年紀更輕的孝勇。兩個小兄弟長大成人后，分別從政從商。幼弟孝勇插手黨營事業，大做生意、大賺其錢，年方三十五歲就當上全島最大企業之一的中興電子公司的頭頭，大肆包攬工程。諸如包攬了桃園國際機場的工程以及摩托車正字號安全帽等大生意。反正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由我獨沾。孝武從政，則勢所必然，朝代需要接班，別無選擇也。

蔣經國一家(左上側兩個是蔣經國與章亞若所生的蔣孝嚴、蔣孝慈兄弟倆，前左為：蔣孝武、前右為蔣孝勇、后排大哥為蔣孝文)

當蔣經國登基正式成為“總統”之后，孝武的太子架勢益為明顯。刻意培養的最佳例證莫過于陽明山上辦了三期訓練班，蔣孝武于第三期畢業后就此結束，其中人馬包括后來成為“行政院長”的連戰、“內政部長”的吳伯雄、“外交部長”的錢復、國民黨秘書長和省主席的宋楚瑜等，這些號稱“山胞”的“青年才俊”，名義上與蔣孝武結成“同學”關系，實際上就是太子黨，想上比李世民的十八學士。結果蔣家的十八學士一一出線，封官受祿，而蔣家的二太子卻功虧一簣，沒能出得來當上唐太宗。

蔣孝武固然絕非唐太宗的料子，美國人從旁觀察，就看出這個洋名叫艾里克斯蔣(Alex Chiang)的中俄混血兒，情緒極不穩定，酒鬼兼煙槍，又好聲色與喜交黑道朋友(見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 305、362)，顯然是品學兼“劣”。時代畢竟不同了，蔣家在“民主”的招牌下搞家族政治，總不好意思像舊時代皇太子那樣明目張膽。所以不能明來，只有暗搞。很自然地以中廣公司董事長的名義，從逐步掌握特務，參與黨務入手。明眼人一看便知，當時的黨營廣播事業與情報組織原有密切的關系。

蔣孝武

蔣經國當上“總統”，黨政軍特更是一把抓，軍特部分的第二號人物王升，亦因而氣焰強盛，組織“心廬”等小團體，使特務大大加強對學校的控制，臺大哲學系事件即此一例。江南在《蔣經國傳》中提到：

王升利用劉少康小組的名義，結黨營私，專橫跋扈，成為國民黨的“文革小組”，經國因病，未予覺察，了解實情后，一紙命令，將其鏟除。王升削權，且流放南美，說明經國的魄力和當機立斷的決心。(第362—363頁)

江南所見并不深刻，未悉王升再兇猛，不過與戴笠一樣，只是蔣家養的狼狗;“將其鏟除”，何須什么“魄力”？江南也沒有看到，告發王升的是當時臺北駐美代表錢復，密告蔣經國，王升訪美時私晤美國中情局(CIA)人員，犯了蔣家的忌諱，而錢復者，“山胞”也、“太子黨”也，未嘗不是透露蔣孝武要插手特務的時間到了，王升安得不“流放南美”呢？

孝武插手特務，不必很高的職稱，以“總統”的助手介入“國安會”，即可接替王升的實權，有誰敢不買皇太子的賬呢？自此特務每天都要向孝武匯報，孝武每周向他父親簡報。(見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 362)孝武既插手特務，其黑道朋友即可派上用場，尤其是外省子弟的竹聯幫，更可作為外圍。其實，國民黨與幫會有密切關系，早已歷史悠久，蔣介石更借青幫之助，并且一直引為外援。

1984年10月15日上午，作家江南在舊金山自宅車庫中，被暴徒槍擊身亡。江南原名劉宜良，在舊金山開了一家禮品店，但真正的興趣是寫時評，因出身政工干校，對蔣經國的事知之甚稔，曾出版與官方口味不合的《蔣經國傳》，并從事寫作《龍云傳》和《吳國楨傳》，更觸蔣家的忌諱。因而江南被謀殺，明眼人一望便知是文字賈禍、鏟除異己的政治性謀殺。具有殺害江南動機的政權，非蔣家莫屬，而蔣政權派特務殺害異己文人，又史不絕書，在大陸時代有史量才、楊杏佛、聞一多等，到臺灣又有許壽裳、林義雄家屬以及陳文成等。然而特務殺人，何從破案？上述這些要案都破不了，豈非無故。不僅此也，事過境遷之后，特務們還會自吹為國除奸呢。

蔣介石的五個孫子：蔣孝文、蔣孝武、蔣孝勇、蔣孝慈、蔣孝嚴。

但是江南案卻有與眾不同處。他雖一樣是黃膚黑發的中國人，然而人在美國，又具有美國公民身份。換言之，從法律上講，等于是臺灣派人到美國去殺一個美國人，而美國又是國民黨政權所依靠的，東窗事發之后，豈不是要吃不完兜著走嗎？誠如曾隸中統的萬亞剛所說，“上得山多終遇虎”。(見萬氏著《國共斗爭的見聞》，第153頁)

直接槍殺江南的兇手是竹聯幫老大陳啟禮麾下的吳敦和董桂森。他們在現場留下腳踏車后，搭接應的汽車逃跑。他們回臺北之前又在舊金山飛機場與臺北“國防部情報局”高級官員通了電話，留下“交易成功，將要慶功”的語音。陳啟禮并預作防備，以免被“情報局”出賣，當替罪羊，留下錄音帶，明言曾于1984年8月14日，在陽明山“情報局”基地受訓，“局長”汪希苓奉命派他去美國殺叛徒劉宜良，“副局長”胡儀敏、處長陳虎門均在場(陳啟禮錄音自白英譯見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 446-448)，這一切證據都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先后掌握到。

當兇手的竹聯幫背景在美暴露時，臺北當局立刻發動掃黑的“一清專案”，把慶功宴上的座上客陳啟禮、吳敦，投入監獄做階下囚，董桂森見機脫逃。當竹聯幫與“情報局”的關系被美國警方掌握后，臺灣官方才立即將代處長陳虎門、“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三人撤職查辦，扣押待訊。這一下子等于國民黨當局自認“情報局”涉案，事態已極為嚴重。美方十分清楚，此絕非臺灣“情報局”的個人行為。事實上，美國新聞調查記者卡普蘭(David E. Kaplan)在《龍之火：政治、謀殺與國民黨》(Fire of the Dragon：politics，Murder，and the Kuomintang)一書中，詳列國民黨特務在美活動有四十余年之久，包括監視美國人、向國會議員行賄、偷竊武器和科技機密、販賣毒品，而今又在美國土地上謀殺美國公民。美國的司法與立法部門力主徹查、要求引渡，以便追究“情報局長”以上更高層次的幕后指使者。但是行政部門，尤其是里根(Ronald Reagon)總統的白宮，為了美國的利益，不愿相逼太甚，因為如果事態再擴大，勢必導致武器禁運、經濟制裁，豈非要把臺灣搞垮？乃決定把此一法律問題當做外交問題來處理。里根竟亦不公開提江南案一字，引起日裔眾議員嶺田(Norman Mineta)的責難，斥里根雖強烈譴責并欲消滅恐怖主義，卻對此江南案沉默，說是“我很遺憾地告訴你，在我們亞裔美國人之中，愈來愈感到你這個政府并不認真關切少數民族的基本權利”。(引自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 442)平心而論，里根沉默，不愿深究，并不是種族歧視，而是美國國家利益交關，雅不欲讓北京得漁人之利也。不過，里根仍然下令驅逐了所有的國民黨在美特務，一個不留，可說是一史無先例的舉措，也夠國民黨瞧的了。

美國方面不打破沙鍋問到底，才使國民黨方面能夠“棄車保帥”，到汪希苓為止，不把后臺老板掀出來。不過，后臺老板是誰，明眼人心中明白，蔣家脫不掉關系，中外輿論尤一致指向蔣孝武。首先，孝武此時確已插手特務，連李敖在文章中自稱坐牢是“蒙難”，孝武都要過問，提出來認為大逆不道，因唯有孫中山、蔣介石可以“蒙難”，李敖“蒙難”便是“玷污國父，褻瀆總統”。(見“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八十四期，第311、312頁)由于孝武可以指揮特務，又是皇太子，當時臺北文武大官趨炎附勢之狀，已在公眾場合出現，根本不避人耳目。其次，孝武與竹聯幫早有勾結，來往頻繁，而出事之后，竟扯大謊說從來不認識陳啟禮，根本沒有見過面，情急否認，忘了有不少見過他與陳啟禮曾在一起的人證。《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撰文報道，直指蔣孝武與竹聯幫有關系，孝武揚言要控告毀謗，卻不敢有所行動，顯然心虛。再說，竹聯幫在美頭目白狼張安樂，以及在美受審的兇手董桂森都明言，指使謀殺的幕后“大老板”是蔣孝武。張安樂于1985年3月1日在美國加州一家“林肯廣場旅館”(Lincoln plaza Hotel)當眾懺悔自白，并確認蔣孝武命令陳啟禮殺害江南之后，陳啟禮的父親急忙自臺北打電話給張，說是如果竹聯幫再繼續指控“總統”的兒子殺人，國民黨將要殺陳啟禮于獄中。(見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 468-469)顯然受到臺灣官方的威脅，使在海外的竹聯幫人馬投鼠忌器，不敢再事聲張。

臺灣官方同時發動宣傳機器，并利用香港中性刊物《九十年代》，公布所謂江南七封信，把江南降格在“情報局”線民一級的層次。他們認為把被害人名譽破壞，則暗殺被害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道德行為了。殺了人，還要“殺人家的品格”(character assassination)。其實，江南不僅與國民黨的情報機構有往還，亦與美國以及中國大陸的情報機構有往來，我們可以罵他是線民，但他絕非某一方面的間諜，更不可能是三方面的間諜。沒有一個間諜會如此拋頭露面、明目張膽地寫有爭論性的文章。國民黨無論如何貶低江南，也不能說殺江南有理，更不能彌補殺害江南所造成的后遺癥。

對蔣氏王朝而言，后遺癥尤其是災難性的。美國人為其本國利益不愿趕盡殺絕，追究禍首，但亦雅不欲再見蔣家再傳子接代。蔣經國在內外交困，以及美國強大的壓力下，無可奈何花落去，宣稱蔣家人不能也不會接班，并將孝武“流放”到新加坡去當代表。孝武之流放就像當年王升之流放，權一放再難收矣。從孝武離臺一刻起，蔣經國必然明白，不可能繼續再走他父親蔣介石走順的路子了。

江南案與蔣孝武有關，應無可疑;與蔣經國是否有關呢？陸鏗在《江南案對臺局的影響》一文中說，涉及“蔣經國似乎有點離譜”(見“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八十三期，第237頁)，其實并不離譜。蔣孝武雖插手指揮特務，但特務的最高領導仍是蔣經國。蔣孝武干這樣一件事沒有理由瞞他自己的父親，何況他們殺人的動機自認是制裁叛徒的愛國行為，特務們津津樂道的愛國行為，蔣經國從來沒有制止過，甚至批評過這種行為。強人如蔣經國也不可能被自己的兒子和特務們瞞住。最大的可能性是，蔣經國事前默許，事后掩遮。即使退一步說，他事前不知，也難逃道義上的責任。一家公司出了紕漏，董事長能卸得掉責任嗎？

我們眼看蔣氏王朝樓起樓塌。蔣介石于1912年槍殺陶成章，始有聞于世;蔣孝武于1984年命令竹聯幫槍殺劉宜良，驚動太平洋兩岸。相隔七十三年的兩度槍聲，象征一個開始與一個終結，亦可謂有始有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