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同意參加開羅會議，有一個相當復雜的決策過程

1943年盟軍在各個戰場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羅斯福希望及時召開美、英、蘇、中四大國領袖會議，協調戰時與戰后的有關問題。因蘇聯尚未對日宣戰，羅斯福只好將原計劃改為美英中、美英蘇兩次三國首腦會晤，遂有1943年11月22日—26日之開羅會議的召開。

對于參加大國首腦會議，蔣介石一開始表現得并不熱心。這種不熱心，主要源于兩點。其一，蔣介石在此前的外交往來中，深感“英國對華之遺棄、俄國對華之嫉妒，……美國對我之藐視與強制”，所以當接獲羅斯福“與其他三國領袖會晤”的邀請后，蔣介石的第一反應是“余以為余之參加不過為其陪襯，最多獲得有名無實四巨頭之一之虛榮，于實際毫無意義，故決計謝絕，不愿為人做嫁衣也。”①蔣的這種不愿做“陪襯”的自尊心，甚至影響到會議地點的選擇，當美方詢問宋子文是否可以讓蔣介石飛往華盛頓會晤羅斯福時，蔣的回應是不作任何解釋加以拒絕，因為他不愿意給世人一種中國領袖遠道“朝覲”美國總統的印象。

其二，蔣的不熱心，也與他對自己外交才能的認知有關。蔣認為自己的個性不適合外交，自己也缺乏熟練的社交手腕。所以曾在日記中一再告誡自己：“今而后，務必少見歐美人員，非萬不得已，不可接見，更不可常見。以余之粗直短拙，應隱藏不露，為國自重也。”

圖注：開羅會議上的蔣介石、羅斯福和丘吉爾

蔣介石最終轉變心意，愿意參加開羅會議，也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首先，1943年10月，美英蘇三國發表《莫斯科宣言》時，美國堅持讓中國列名，讓蔣介石覺得羅斯福確實有意幫助中國提升國際地位。其次，當時中美關系因史迪威問題而一再惡化，蔣擔心在首腦會晤問題上若一再拒絕羅斯福，會將中美關系推向谷底，所以，蔣在日記中有這樣的思考：“接羅斯福電，約下月中旬在埃及相晤，余實無意為此。然卻之不恭，故猶豫甚為不安。”②基于上述考慮，11月2日，蔣介石復電羅斯福，同意參加開羅會議。

緬甸戰事，是蔣介石在開羅會議期間最重視的問題

空投到臺灣的《開羅宣言》

自11月9日至11月22日，中國政府約有兩周的時間對開羅會議進行準備。蔣介石親自制定了會議提案，包括：

“甲、軍事戰略之提案，主要為反攻緬甸，海陸軍同時出動之總計畫。乙、遠東政治之提案，包括：(一)東北四省與臺灣、澎湖，應歸還我國。(二)保證朝鮮戰后獨立。(三)保證泰國獨立及中南半島各國與華僑之地位。丙、建立戰后有力之國際和平機構。丁、對日本投降后處置之方案。戊、中、美經濟合作之提議。己、對美租借物資之提案。”③其中，“甲”項關于緬甸戰事問題，蔣介石決定由自己親自掌握談判大權，其余政治、經濟問題，則較多地放權交付給了下屬。由此不難看出，緬甸戰事，是蔣介石在開羅會議期間最重視的問題。

此外，蔣介石還擬訂了一張清單，準備單獨和羅斯福商談。清單內容包括：1、日本在戰敗后應該把全部海軍艦艇和商船交給中國;2、日本應該把在中國擁有的一切公私財產交給中國;3、香港及九龍應該歸還中國并變成自由港;4、所有日本剩余的船艦、飛機及武器交給中國;5、建立新的國際機構，包括東亞組織、地區性的參謀長聯席會。

因丘吉爾一貫瞧不起中國，蔣介石的對英策略較為謹慎，他計劃“對丘吉爾首相談話，除與中英美共同關系之問題外，皆以不談為宜，如美國從中疏散港九問題、西藏問題、南洋華僑待遇問題，則照既定原則應之，即主張九龍租借地應歸還中國，與香港合并為自由港;英對西藏勿再干涉;對華僑應有公允合理之待遇。但不與之爭執，如其不同意，則作為懸案暫時擱置。”④換句話說，一方面，蔣對促使英國放棄其殖民利益不抱期望;另一方面，蔣也不想因此在開羅會議上與英國交惡。

蔣介石總結：開羅會議“政治收獲第一，軍事次之，經濟又次之”

在開羅會議上，蔣介石數次同羅斯福、丘吉爾洽談，在名義上實現了以上大多數目標。蔣介石在日記中興奮地說，開羅會議“以政治之收獲為第一，軍事次之，經濟又次之，然皆獲得相當成就。”“開羅會議公報如期發表，軍民精神為之一振，此乃為國家百年來外交之最大成功，又為勝利重要之保障，是卅年苦斗之初效也。”⑤

具體而言：

中國在開羅會議上獲得的最大成果，無疑是明確了日本戰敗后，歸還中國領土的問題。然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并不順利，在英方修改的《開羅宣言》中，要求將“日本由中國攫去之土地，例如滿洲、臺灣與澎湖列島”后的“當然應歸還中國”改為“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王寵惠代表中國據理力爭，并獲得美國支持，才讓英國的修改提議沒有成功。⑥但英國的力阻，還是使“歸還香港”沒能被寫入《開羅宣言》。宣言中其他有關中國領土的內容，后來也因《雅爾塔密約》而大打折扣。

1943年，丘吉爾及其女兒莎拉在埃及

對戰后日本的各項安排，大都滿足了中國的要求。關于對華賠償，蔣介石提出可以將日本大部分的工業設備、軍艦、商船、車輛等轉交中國，羅斯福表示同意。關于軍事占領，羅斯福希望讓中國軍隊為主體占領日本，但蔣介石以實力不足為由，“言此應由美國主持，如需要中國派兵協助亦可。”他揣測羅斯福“此其有深意存也”，所以在駐軍問題上“亦未便明白表示可否也”。對于日本控制下的朝鮮、越南、泰國，則如中國所愿，允許或保證它們在戰后的獨立。這幾點在戰后得到不同程度的落實。⑦

蔣介石最關心的緬甸戰事問題，則未能兌現。反攻緬甸對中國極為重要，早在1943年1月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就制定了中美英于11月發動收復緬甸戰役的計劃，但被美英一拖再拖。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力圖說服中國陸軍和英國海軍夾擊緬甸日軍。蔣介石不愿看到中國陸軍在緬北冒險，要求盟國陸海空三軍一同出兵緬甸;丘吉爾更把戰略重心置于歐洲，無意在緬甸打擊日軍。最后，羅斯福不顧丘吉爾反對，向蔣介石承諾，盟國將于1944年3月在孟加拉灣實施兩棲作戰，協助收復緬甸。羅斯福同時表示，“在將來的某個時間，武裝和裝備九十個中國師”。

然而，德黑蘭會議后，英國以要全力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為借口，迫使美國讓步，取消了反攻緬甸計劃。美英告知蔣介石，“由于歐洲的進攻，尤其是對登陸工具的需要，孟加拉灣兩棲行動是不切實際的。”開羅會議上關于反攻緬甸、裝備90個中國師的承諾，由是落空，也讓《開羅宣言》中“三國軍事方面人員，關于會后對日作戰計劃，已獲得一致意見”一句變得名不副實。中國遠征軍在1944年4月入緬時，并沒有盟軍的兩棲配合。⑧

有關美國對華經濟援助問題，先由宋美齡面見羅斯福，“會商十億美元供款計劃，羅斯福氏表示對我經濟危急情形，至為了解，當即面允借助”。下午，蔣介石與羅斯福又談及中國戰后經濟重建，需要美國的貸款及各種技術援助，并“對其允予設法借款，面致謝意”。⑨然而這對中國穩定戰時金融極為重要的10億美元，一直未能兌現。

略言之，在開羅會議上，中國作為“四強”之一的政治地位得到強化，國際地位空前提升。至于所獲得的具體承諾，其兌現與否，則與此后二戰的戰事走向有直接關系。⑩

注釋：

①②⑤《蔣介石日記》，1943年6月6日、1943年10月31日、1943年12月“本月反省錄”，轉引自王建朗《信任的流失： 從蔣介石日記看抗戰后期的中美關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③⑨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3年11月14日、1943年11月26日;④何應欽：《開羅會議與臺灣光復》，《臺聲》2014年第1期;⑥劉寶東：《開羅會議上王寵惠為國爭權益》，《世紀》2009年第3期;⑦吳景平：《開羅會議提供的歷史性愿景》，《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⑧陳永祥等：《開羅會議：二戰時期中美關系分水嶺》，《世界知識》2014年第6期;⑩趙志輝：《也談開羅會議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轉折》，《世界歷史》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