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秋7月，蜀漢章武元年，即位不久的劉備為給關羽報仇，奪回荊州，不顧諸葛亮等大臣反對，發兵大舉進攻東吳。222年，蜀軍出峽與吳軍相持于夷陵，猇亭一戰，被吳將陸遜擊敗，退回蜀中。次年4月劉備病死于白帝城的永安宮。臨死前將國事托付與丞相諸葛亮。后主劉禪即位，改元建興，封武鄉侯，開府治事。“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從此，諸葛亮成為蜀漢事實上的決策者。此時，諸葛亮42歲。當政之后，諸葛亮首先和吳國停戰，再度交好，這樣就解除了來自東面的威脅。“安居平五路”解決了燃眉之急。然后在國內致力發展生產，積蓄軍糧。然后便開始了所謂的“連年征伐”。

我們先來看一下諸葛亮的《隆中對》中對得蜀之后的計劃：“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可以看到諸葛亮當政之后的作法是完全按部就班來的。不過其中的“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是不可行了，因為荊州此時已經在東吳手中了，此時便只有“西和諸戎，南撫夷越，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一途了。

“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之后，這樣就該開始“西和諸戎，南撫夷越”了。西羌由于馬超的原因，一直都很支持蜀漢政權的，而南中的少數民族，就不是能“撫”平的。因此“三年春，亮率眾南征”，七縱七擒，南中平。這樣，解除了北伐的后顧之憂。有些人一直以為諸葛亮的北伐誤國誤民，使得蜀國民生凋敝，最終亡于晉。其實結合當時的環境分析，北伐是必須的。

從表面看來，當時天下呈三分之勢，相互牽制。但實際上，在劉備東征失利后，蜀漢的形勢是最嚴峻的。猇亭一戰，大軍死傷過半，本來就危險的蜀漢猶如雪上加霜;再看一下三國的戶口，魏有戶六十六萬余，口四百四十余萬;蜀有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吏四萬，兵十萬余;吳有戶五十二萬余，口二百三十萬，吏三萬余，兵二十三萬。再看一下地理方面，要知道，在唐朝之前，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都在北方黃河流域，而廣大的長江、珠江流域都是很貧瘠的，很少開發。至于蜀地，雖有天險，但是也是由于太多的山區，雖然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但是也不能和占據中原廣大土地的曹魏相抗衡。冷兵器時代的戰爭，無一不是以地為本，以人為本，地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力的強弱。面積大的國家，收成和生產力高，人口增長快，兵源和軍餉充裕，在軍事上就占到了決定性的優勢。歷代的兵家，均是寸土必爭。而當時曹魏就是占據著人口稠密，物產豐富的中原黃河流域地區以及北荊州。而東吳所處的江東即南荊州、交州以及揚州，蜀漢所處的益州、南中相比來說是很貧瘠的。

那么，有人就會認為了：既然蜀漢處于劣勢，那么就應該全力發展內政為上，以逸待勞。但是曹魏政權會如宋襄公一樣任你發展，等到你發展好了再和你開戰？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放棄軍事就是自取滅亡。在這種意義上講，北伐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不僅如此。

此時荊州已失。蜀國經歷大敗，魏國卻有漁人之利，此消彼長，力量更是懸殊。關中已經成為魏國的首號攻擊目標。雖然再度和吳國聯盟，但是兩國關系亦不牢固。蜀國發展的唯一出路，只能是自力更生。但單純的防御又不太可能給予足夠保證。因此，蜀國只有先發制人，出兵伐魏。

而在當時的當時曹魏政權雖然已經完全統一了中國北方。開始休養生息。但是仍未完全鞏固穩定，人心也完全歸化。百姓們一旦過開了和平時代的生活，經濟上有了起色，對現任統治者便不太會有極端的反感情緒。任由這樣的局面延續下去，曹魏政權的統治便越來越有根基，對原來的東漢劉氏政權的忠誠度也就更淡了。長此以往，蜀漢僅存的“正統”有時勢必喪失殆盡。因此，北伐也是不得不為之。

而第一次出征，“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之前降魏的孟達也打算再次歸蜀，正是曹魏人心不穩的表現。具體到戰略上，戰爭當中，防御方有個心理上的劣勢。攻方如果失敗，可以撤退。但防守的一方如果失敗，就難有活路，甚至面臨滅亡的危險。“進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所以諸葛亮除了主動北伐，再沒有其它選擇。主動北伐，目的有三。最保守可以保國，保證蜀漢政權的正常運作。中可把戰線推前，并控制隴右一帶，擴張領土，進而增強國力。最理想的是能通過北伐完成先帝夙愿，一統天下。公元227年，蜀漢建興五年，蜀漢丞相、武鄉侯領益州牧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并向后主獻上了名傳后世的《出師表》：“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縱使時隔近兩千年，每讀出師表，字里行間，仍能感受出武侯之情，“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之情，千古之情。蜀國內部，反對和阻撓北伐的派系一直存在。尤其是本土的川系，反對北伐是出于其地主集團的自身利益。這些集團在蜀地擁有土地家業。即使蜀國滅亡，投降魏國或西晉仍可安心做大官。而開戰不光有危險，還損害其經濟利益。

當然，北伐對蜀國的經濟有一定副作用。史家并不諱言，在歷時多年的北伐期間，一段時間內蜀國百姓“面有菜色”。但是，相對于不北伐的亡國亡土，流離失所要好的多。而且諸葛亮在北伐的同時，也很注意修養生息。“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這說明北伐對經濟的影響并不嚴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經濟發展。倘若諸葛亮的北伐比純粹發展內政更損害百姓利益，令百姓怨聲載道，絕不會為其立祠至千百年后。

北伐當然不是輕易，而是充滿風險。對于諸葛亮而言，在后方安安穩穩做太平丞相，把握大權，當然比風餐露宿，出生入死，決戰沙場更符合其利益。然而諸葛亮卻為自己選擇了最崎嶇的路。平生之愿？報先帝之恩遇？還是為了天下人。六出祁山歷時七年，星殞五丈原。誠如杜工部言：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相滿襟。渭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

公元234年八月，諸葛亮病死五丈原軍中，年54歲。之后，姜維的北伐也被迫終止。于是西晉使鄧艾鐘會攻蜀。彼時，蜀國并非無兵無糧，成都亦是天下聞名的堅城，何況外頭還有姜維守住各處關隘。但投降派卻馬上就勸阿斗棄械。蜀漢從此滅亡。

“天險可守，人心不可守。自古皆然。”歷史的車輪，繼續向前行進......“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