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一己之私功利性質的降清官紳群體，阮大鋮的最終選擇則是迫于無路可走。《明季南略》載：在經歷南京城破及一系列的軍事斗爭失敗后，“馬士英、阮大鋮等猶太擁殘兵數千人請入關，隆武以其罪大，不許。士英計窮，遁至臺州山寺為僧為清將搜獲，阮大鋮迎降，貝勒俱令隨內院辦事。方逢年、方國安及刑部尚書蘇壯，俱剃發(fā)投誠。”

朱聿鍵的排斥與人生威脅，是阮大鋮留在了方國安軍中的直接原因。在方國安軍這里，阮大鋮就不想在他身上使什么功夫了。不是老領導在曾經的下屬面前放不下架子，也不是政治作為上陷入困頓，而是遇上了另一個有意義的人，一位平時未曾留意的安慶老鄉(xiāng)——方端士。

方端士，安慶懷寧人。論官職，方端士就小得不能再小了，他是方國安手下的一位文職干部——記室。

對阮大鋮來說，方端士自個并不具有什么特別之處。一個部隊文職干部，能以權謀私到哪里去？幫你解決一兩頓餐費，也就很給力，很給面子。方端士的不平凡之處，在于他是操練愛國統一戰(zhàn)線的一把好手，自己愛國抗戰(zhàn)奮不顧身，同時掩護敵特分子也不遺余力。在他家里，住著另一位老鄉(xiāng)的家屬。

這位特別老鄉(xiāng)，名叫潘映婁。在愛國運動的漫長胡同里，潘映婁機智靈活，出沒自如。他的出現，最終改變了阮大鋮的思路，也為野史作家提供了另一嶄新話題。

說起阮大鋮與潘映婁，那就不是一般的關系了——老鄉(xiāng)，同學，更是很要好的朋友。

潘映婁，字次魯，安徽桐城人，明崇禎十二年(1639)特準貢生，曾任浙江臺州推官。

潘先生官當得不大，但屬于偶像派。人長得帥氣，也很有本事，在群眾中的口碑也不錯，現在能看到的臺州古城墻，就是這位潘先生修的。他與阮大鋮不僅是老鄉(xiāng)，而且一直交往甚密，早年他與阮大鋮一起組織了中江詩社，阮詩《黃鵲篇為潘次魯南征賦》、《鳩嶺遲潘次魯不至》等，就是與他的唱和。潘映婁最終降清，順治三年(1646)任杭州鹽法道，翌年升福建福寧道、按察副使，雖說有點歷史問題，但老百姓都認為他是個好干部。

如果你不熟悉潘映婁，那他大名鼎鼎的父親——潘汝楨一準都聽說過。

潘汝楨，字鎮(zhèn)璞，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三甲一百一十九名進士。考試成績雖不很突出，并不等于潘老先生智商不高，實際工作中缺乏創(chuàng)新能力。天啟初年，潘汝楨以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在空降地方的時候，潘汝楨創(chuàng)造性開展工作的能力，明顯超出了地方干部，他做了一件千秋留名的大事——第一個為魏忠賢立生祠！

對熱愛明朝的熱心讀者來說，潘家父子至少是不受歡迎的人，尤其是文人們的私家著述，一邊倒地扯著嗓子罵。桐城的一部著名鄉(xiāng)邦文獻《桐城耆舊傳》，雖說收錄了他們父子，但重點卻在潘映婁的祖父，對他們二人只存有廖廖數語。清版《桐城縣志》的評價倒很正面，重點是講他們的賢能孝友，潘汝楨最重要的先進事跡，是幫助家鄉(xiāng)桐城縣謀得了“貧困縣”的帽子，享受了減免稅的優(yōu)惠政策——看來，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老百姓還是不會忘記的。

潘映婁之女潘翟，字副華，即方以智之妻。方以智與阮大鋮的關系很差，方的文字中有諸多阮氏欲加之罪的記述。但是，阮大鋮權傾一時，終究未采取實質性的打擊報復，開得了口，下不了手，估計是因為潘映婁這層關系。

通過潘映婁的家屬，阮大鋮聯系上了潘映婁，從而解決了再就業(yè)問題。

不能投身抗戰(zhàn)大業(yè)，不如趁早去當“裸官”。今天的“裸官”，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國(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明朝的“裸官”則與之相反，自己先跑出去，把妻子兒女留在祖國大地。經潘映婁的友情引薦，阮大鋮投降了清軍。

當初潘映婁外奔，主要是工作壓力太大，失去了政治上的安全感。潘映婁在臺州，維穩(wěn)工作出了問題，干部和群眾聯手起來鬧事。本來就是亂世，穩(wěn)定壓倒一切，潘先生沒辦法正常工作，又怕上級一票否決，只好出去活動活動，找找路子，逢兇化吉。

不過，這活動的地方太好了，是杭州，是天堂，天堂有路。

潘映婁跑到杭州，本想看看能不能請到武警，幫助他去臺州維穩(wěn)，消除不穩(wěn)定的因素。至于自己工作上責任，看看能不能找人，幫助自己免責。但這一去，就回不來了，也沒必要回來了。

潘映婁到了杭州，清兵也到了杭州。昨天還是國內，今天就是國外了。這樣，潘映婁留了下來，并且當上了杭州的副市長(同知)——沒有問責是肯定的了，但也沒有送禮，潘映婁只是簡單地辦理了一下有關手續(xù)，個人的政治前程就全部搞定了。

自己在國外，家屬在國內，潘映婁的通訊渠道，只有私下的家信來往。

書信，是耐力持久的信息平臺。雖然它的蝸牛風格要等得你崩潰，但普通過濾軟件，還真拿它沒辦法。

潘映婁的家書，內容應該豐富多彩。初期，多是抒情類。接著，變敘事了。最后，干脆連議論都刪了，直接改成網絡辦公系統。

網絡確實是個害東西，潘映婁經常看到祖國如何水深火熱，家里老瞧見淪陷區(qū)空氣質量優(yōu)良，出行指數還怎么高。這些信息當然不能傳播到社會上，戴上叛徒家屬的帽子是小事，誰再幫你研發(fā)新的信息平臺呀？

好在阮大鋮不是外人，他與潘家的交往，要長度有長度，要深度有深度。私密網絡，很快被阮大鋮共享了。爬在這根網線上，阮大鋮最終選擇并確認轉換門庭，不能繼續(xù)在朱家的老樹上吊死。

阮大鋮的最終決策，就這么在書信往來中定下來了。很多野史認為，阮大鋮降清引路人是馮銓，其實是潘映婁。阮大鋮叛變，是在網上報名的。

但對阮大鋮來說，馮銓的實用性，永遠大于潘映婁。

馮銓(1595—1672)，字伯衡，又字振鷺，號鹿庵，順天府涿州人，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曾任《三朝要典》總裁官。因附和魏忠賢，崇禎處理“逆案”時，馮銓論杖徒，贖為民。順治元年(1644)，馮銓被多爾袞加“關注”，他立即“回粉”，“舉家男婦，皆效滿裝”，護照都沒辦一張，就全家出國了。他對多爾袞說：“一心可以事二主，二心不可侍一君。”以大學士原銜入內院協理機務，后累官禮部尚書，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弘文院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馮銓與大學士洪承疇曾疏請恢復明朝票擬舊制，又與大學士謝升等議定郊社、宗廟樂章，干了許多國家大事，推動了滿清政權的正規(guī)化建設。

為了給阮大鋮在新公司謀份好職位，馮銓特意給南下的清軍頭領寫了條子，專題推薦阮大鋮。馮銓辦事是認真負責的，但真到阮大鋮過來正式上班時，還是遇上了一樁麻煩。

古代比現代確實要落后，現在多好，你一輸用戶名和密碼，或者直接使用QQ號，馬上就能登錄。那時忒麻煩，方式也有限。盡管馮銓給清兵的頭領寫了條子，但條子上只有姓名沒有照片。新領導工作也相當負責，不能你自報家門，說自己叫阮大鋮，我就將你當阮大鋮收了。那你要是說自個兒叫順治，我還就得給你嗑三響頭？

輔助認證，潘映婁給阮大鋮幫了忙，但也只是一句話——主持人問：“他就叫阮大鋮？”潘映婁答：“是。”主持人問：“你確認？”潘映婁按下了“確認”鍵。后面的問題，全都好解決了。

革命的隊伍從來就是來自五湖四海的，革命也從來就不分先后。在滿清兵營里，阮大鋮很快混得比潘映婁都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