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察舉制度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舉士」(選拔人才)與「舉官」(提拔官吏)沒有分開。而且，「選舉」與「考課」沒有區分。察舉的對象既有未入仕者(無官職者)，也有入仕者(現任官吏)。選舉科目的設置，也是對現任官吏的考課內容。總的來看，考試(考課)是輔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這說明漢代對選才、任職官吏的考核還未制度化、嚴格化。到了東漢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時，開始對選拔與提拔的對象，施行「授試以職」，即進行文字方面的測試，內容有策、經、箋奏(章奏文體)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滲透，說明考試這一環節變得愈來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詔辟四科，這所謂「四科」不是具體科目，而是與察舉有關的四項標準。早在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對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這兩個時期提出的內容亦大體相同。

順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時任尚書令的左雄提出「改察舉之制」，主要內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包括年齡及課試內容的規定。又提出「先詣公府」的辦法，把考試分為兩個層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試，再由尚書省復試。這是察舉制度中考試環節的重大改革，是選才用才的一個進步。

東漢的察舉人數

東漢時，由于察舉制的弊端不斷涌現，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舉的有關科目在人數上時有變化。這些變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薦舉名額。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詔各郡舉明經之士，十萬人以上推舉五人，不滿十萬推舉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下詔，指幽、并、涼州等緣邊地區，人口稀少，「良吏進仕路狹」，為此，令緣邊各郡人口十萬以上每年推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每兩年推舉一人，五萬以下每三年推舉一人。

不過，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為單位，不論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舉人數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07年)令郡國舉「敦厚質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國舉「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國舉「至孝篤行」各一人。

東漢時對「舉主」任職年限，也有不同的規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視事(解作任職)一歲以上至十歲」得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這是一種比較靈活的做法。

年齡限制

漢代察舉制度中，對被舉者的年齡，在不同時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規定。這里簡述東漢時的規定。東漢順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詔規定：「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舉」，規定舉孝廉必須在40歲以上。但又規定：「其有茂才異行，不拘此例」，就是對有特殊才干者，可以放寬限制。上述規定，源于尚書令左雄的意見。左雄在關于察舉改制的建議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對于「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齡」，即學識、才干特別高的人，年齡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對左雄的意見，但順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終頒布了詔令。

其實以上的規定也不盡然。如在征詔博士人才時，年齡限制則為50以上。到質帝(公元145-146年)時，又令郡國舉明經之士，年齡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從以上例子可見，東漢時期對被舉者年齡的限制，普遍偏高，這并不一定是好現象，因為此舉無疑是對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壓抑。

培養機制的建立

漢代察舉是選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漢武帝時(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確立，但如果從國家的需要出發，想獲得更多、更優秀的人才，必須建立相應的培養機制，而這個機制由西漢武帝開始，至東漢時期發展至高峰。漢武帝時董仲舒就提出了「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的建議，說明董仲舒是很有遠見的學者。而且把養士(教育)與選士相結合的做法，從長遠看，對改善行政官員的質素，至為重要。

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在都城長安(今西安)設立了太學──國家最高學府。進入太學的稱為「博士弟子」，條件是年齡18歲以上，儀表端正。甄選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關部門

(太常)典選;

(二)由地方郡縣長官推薦。

博士弟子在太學里學習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有《詩》、《書》、《易》、《禮》、《春秋》等。每一年考試一次，是選拔性考試，通「一藝」(一種儒家經典)以上，可以任官，考獲較高等級的能任「郎中」。如「一藝」也不通，該名博士弟子會被打發回家，而推選他的人還要受罰。這樣嚴格的制度，不只能培養人才，還直接為國家選拔優秀的官員。

太學剛成立時，招收的學生只有幾十人，以后規模愈來愈大。主要原因是課程(經)門類增多(如《公羊》、《左傳》、《爾雅》等等)，一種經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時，博士弟子的名額增至3，000員，東漢時更多達30，000人，為太學規模之極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