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時期就曾有《唐書》(即《舊唐書》)編成，但宋仁宗認為《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下詔重修。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書》”。前后參預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鎮、歐陽修、宋祁、呂夏卿、梅堯臣，《新唐書》所依據的唐人文獻及唐史著作均審慎選擇，刪除當中的讖緯怪誕內容，裁減舊史本紀十分之七。

總的說來，〈列傳〉部分主要由宋祁負責編寫，〈志〉和〈表〉分別由范鎮、呂夏卿負責編寫。最后在歐陽修主持下完成。〈本紀〉10卷和〈贊〉、〈志〉、〈表〉的“序”以及《選舉志》、《儀衛志》等都出自歐陽修之手。因為〈列傳〉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歐陽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編寫，出于謙遜，同時歐陽修認為宋祁是前輩，所以他沒有對宋祁所寫的列傳部分從全書整體的角度作統一工作，因而《新唐書》存在著記事矛盾、風格體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書》署“歐陽修、宋祁撰”。其為二十四史之一。

《新唐書》對〈志〉十分重視，新增《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歷志》篇幅超過《舊唐書》三倍，新〈志〉載有文武百官的俸祿制度，為舊〈志〉所無。又有屯田、邊鎮、和糴等，皆舊〈志〉所無。《新唐書》也恢復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歷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說：“新書最佳者志、表，列傳次之，本紀最下”，王鳴盛同時還指出《新唐書》史表的設置有一些不足，“竊謂史之無表者，固宜補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補者……禁軍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盡為所撓，并廢立皆出其手，則左右神策中尉亦當表”。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誥、翰林學士等職。他歷時十余年完成〈列傳〉，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齊全部列傳的稿子。歐陽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擅長古文，他因參加推行“慶歷新政”的活動，被貶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調到朝廷任翰林學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寫定〈本紀〉、〈志〉、〈表〉，已是于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清代王鳴盛以《宋史·宋祁傳》、《歐陽修傳》為據，認為宋祁修書“在仁宗天圣之晚年，歷明道、景祐、寶元、康定，至慶歷中告成，以書成進左丞云云”;“(歐陽)修之修《唐書》，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間事，距祁稿成時，相去已十余年”，“書成，上距祁稿成約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書不同時明矣”。這一說法，迄今仍為部分學者沿用，都未發現王鳴盛錯繆的關鍵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傳》將“詔求直言”的時間誤作“景佑中”，而這又是《宋祁傳》中唯一的一個年號。《宋祁傳》文中指明宋祁受命纂修《唐書》在“詔求直言”前，故王鳴盛誤以為宋祁修《唐書》自天圣至慶歷，前后差不多也是17個年頭。但《宋史·仁宗紀》景祐年間并無“詔求直言”一類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詔臺諫非朝廷得失”。《宋祁傳》中宋祁“直言對”后緊接“進溫成皇后為貴妃”，與《仁宗紀三》的記載相符，時在“皇祐”，而非“景祐”。顯然，《宋祁傳》是將“皇祐”誤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時間提前了10多年。

王鳴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隨”，《宋祁傳》說得很清楚，是因為“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傳中雖無明確紀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傳后的，前面《宋庠傳》明明白白地寫著：皇祐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游”。宋庠受牽連罷相在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這一年。此時尚“以稿自隨”，仍在修撰中，怎么會在慶歷中告成？王嗚盛的失誤，一是不知“景祐”當為“皇祐”，二是后來在《蛾術編》卷九考知“祁修書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獨秉筆，自此出知亳州，皆書局自隨以至于成，凡歷十六年也”，卻仍然堅持“宋歐修《新唐書》不同時”的結論。《宋史·宋祁傳》的這一年號錯誤，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對》有案語注明“仁宗本紀皇祐三年春三月詔求直言”，“本傳作景祐中誤”而外，迄今竟似無人知曉，請同仁們注意。就整個《新唐書》的纂修而言，應當說：新修唐史前后17個年頭，前10年宋祁主持編修，后7年歐、宋共同“刊修”。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審閱。仁宗看后，發現這部史書出于二人之手，體例與文采均不盡相同，于是令歐陽修刪改修飾為一體。歐陽修此時卻拒不修改，他說：“宋公于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最后僅校閱過一遍，一無所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