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28日，傍晚時分，上海的福建路上，一輛行進中的人力車突然遭逢槍手襲擊，幾聲槍響，車上的人倒在了血泊中……這不是電視劇，遇害人是有“新感覺派圣手”之稱的小說家穆時英。那是汪偽統治時期的上海，他是汪偽主辦的報紙《國民新聞》的社長，還擔任過汪偽政府宣傳部文藝科長、駐滬特派員等職。在國人的眼中，這就是十足的落水漢奸。那段時間，參與汪偽“和平運動”被重慶方面鋤奸團刺殺的人有37名之多。

當晚，接到電話之后，松崎啟次和穆時英其他幾位朋友陸續趕到醫院。“在四馬路燈光最終變暗的地方，我們看到了那個醫院。車一駛進大鐵門，就感到五層樓的醫院那陰晦、凄惻的妖氣撲面而來。”他們跟護士打聽穆時英的病房，護士若無其事地說：“穆？啊，就是那個被殺的人呢？他已經在停尸間了。”而在工部局驗完尸之前，任何人都不能進去。他們只好去愚園路穆時英的家中，“走上臺階推開門，發現他的母親已經被這突發事件驚得不省人事，被抬到了隔壁房間的床上。他年輕貌美的妻子，一看到進來的我們，顧不上去擦流出的淚水，開口便與黃君和劉君講穆君之死的前后經過。”(《穆時英先生》，《穆時英全集》第3卷第453、454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據張資平說：穆時英離開香港來到上海時，曾對重慶方面有個承諾，將上海的情報送到重慶，“然而，他逐漸表現出對汪精衛理論的熱情，想與重慶方面斷絕往來。在得知了他兩次赴日之后，重慶方面要求他逃回香港，在那里散播關于汪精衛派和日本內情的謠言，他的拒絕被視為叛逆而遭到射殺”。(同前，第460-461頁)那段時間，家人已經接到兩次警告電話，也收到過恐嚇信，穆時英顯然也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畢竟，他才28歲。他太太后來說：他已經對回上海心生悔意，“心情非常緊張，日夕擔心有人會暗算他。他盡可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他甚至讓太太去求神拜佛，保佑他的安全。(侶倫：《悲劇角色的最后》，同前書第532頁)另一方面，大家都在傳說他是汪偽的“紅人”：“穆時英很闊綽，在周佛海的部下，很紅，負責文化電影各項工作，并兼民族日報社社長之職。他曾親口對×說，他能直接見汪精衛，極司菲爾路的汪公館直進直出。有一次，丁默邨的部下要對他施行身體檢查(指‘抄靶子’而言)，他生氣了，掉頭就走，以后丁本人親自向他道歉。”(卜少夫《穆時英之死》，1940年7月23日《重慶時事新報》)這樣一個人，豈不是死有余辜？然而，在香港，他也曾寫下很多表露心跡的抗日文字，比如：“我們也許會流血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可是我們的自夸的敵人將一個沒有遺留地粉碎在我們腳下。”(《飛機翼下的廣州》，《穆時英全集》第3卷第111頁)越是這樣，朋友們越難以理解，他是怎么一下子附逆了？

穆時英去世32年后，1972年香港《掌故月刊》第10期發表署名“康裔”的文章《鄰笛山陽———悼念三十年代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先生》，替穆時英喊冤：“穆時英死了，他死得冤枉！他蒙了一個漢奸的罪名而死了！但他不是漢奸，他的死，是死在國民黨的雙重特務下，他是國民黨中央黨方的工作同志，但他卻死在國民黨軍方的槍下。”他承認是他親自安排下，穆時英才從香港趕回上海出任偽職的。為了證實此事，香港文學史家司馬長風，1976年7月間，曾兩次與“康裔”通信、一次通電話，并在8月24日下午于九龍的半島酒店見面詳談。“康裔”姓嵇，是陳立夫的親戚，當時的中統局長是朱家驊，實際負責此事的是徐恩曾，戰后徐因過錯被南京最高當局解職，并批“永不錄用”。而軍統一面，當時就把殺了附逆的穆時英列為一大戰功，戴笠又正得勢，“在‘中統’負責人失勢的情況下，遂難以翻案，穆時英遂地下含冤，直到今天。”(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冊第48頁)嗚呼，誰知道我們的命運究竟操控在誰的手里？軍統殺了中統，又是一個電視劇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