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在自傳中曾回憶道，土肥原賢二“向我問候了健康，就轉入正題，先解釋日軍行動，說是只對付張學良一個人，說什么張學良‘把滿洲鬧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任何保證，這樣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又說什么，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只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我不要錯過這個時機，很快回到我的祖先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和這個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領土將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作為這個國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土肥原賢二的這碗迷魂湯令溥儀興奮不止，開始秘密籌劃潛往東北的行動。

此時蔣介石也從各種公開及秘密渠道了解到溥儀的動向，為了挽留溥儀，蔣介石授意高友唐專程到天津進行勸阻。高友唐曾當過清朝官員，以遺老自居，是溥儀在天津張園的座上客，后來到南京投靠了蔣介石，當上了國民黨監察院委員。高友唐這次銜命而來，一見到溥儀就開出了國民政府條件：蔣介石愿意恢復《清室優待條件》，恢復溥儀帝號，每年照付優待費，或者一次付給一筆整數，可由外國銀行作保。至于住的地方希望選擇上海，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出洋也可以。總之，可以在東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自由選擇住居”。

然而溥儀早已不對國民政府抱任何信心，他覺得“蔣介石根本不講信義，專門欺軟怕硬，因為怕日本人，現在看見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條件都答應下來，等我離開了日本人，大概就該收拾我了……蔣介石再對我好，他能把江山讓給我嗎”。他寧愿相信了日本人的所謂“諾言”，決定回到“祖宗發祥的地方”，“領導”那個日本人即將為他建立的“國家”，對高友唐帶來的這些條件，包括他一度極力要求的恢復《清室優待條件》，現在溥儀也通通不屑一顧地加以拒絕，他甚至氣哼哼地表示，“國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優待條件廢了多少年，孫殿英瀆犯了我的祖陵，連管也沒有管，現在是怕我出去丟蔣介石他們的人吧，這才想起來優待，我這個人是不受什么優待的”。高友唐碰了一鼻子灰，不死心又到北平向溥儀的七叔載濤進行游說，仍然是毫無結果。

除了高友唐以外，國民政府還試圖通過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做溥儀的游說工作。九一八事變后，莊士敦代表英國外交部來中國辦理歸還威海衛等遺留問題，在離華回國途中，分別受到張學良、宋子文的接見，他們希望莊士敦說服溥儀放棄滿洲的計劃，但莊士敦同樣對國民政府持不信任態度，直接拒絕幫忙。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軍人的武裝護衛下，溥儀離開天津潛往東北，到長春就任偽滿洲國“執政”，走上了叛國之路。據此，1932年3月12日，中華民國正式發布了對溥儀的逮捕令。

蔣介石眼中溥儀的“剩余價值”

1934年溥儀又從偽滿“執政”搖身一變，當上了所謂“滿洲帝國”的皇帝，改年號為“康德”，在叛國投敵道路上越走越遠，與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禮，蔣介石此時似乎對溥儀開始另眼相看了，在設計的對日方案中給溥儀留了一席之地，現存臺灣“國史館”的蔣介石特交檔案中就有這樣的一組記錄。

1940年夏，法國在歐洲已經敗降、英倫三島保衛戰戰事正酣，日本帝國主義加緊推行“南進”政策，準備策劃更大的軍事冒險，因此想盡快解決中國問題，故而通過各種渠道向重慶的蔣介石提出愿意撤兵議和的信息。由于此時中國獲取國際援助的印支通道和滇緬路陸續被切斷，中國抗戰處于困難時期，蔣介石便動了一試和議的念頭，派遣時任《大公報》總編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張季鸞赴香港活動，準備與日方進行接觸，在為張季鸞準備的各種材料中，有一份《處理敵我關系之基本綱領》尤為重要，其中提到了將日本人和溥儀區別對待，扶助溥儀的偽滿政權擺脫日本控制的設想。《綱領》甚至還設計出一個分兩步走的方案：“第一步使取得滿洲內政自治之政權，使該地漢滿蒙人民先脫離被占領地人民之境遇”，“第二步與溥儀直接協商，先求得一過渡的解決辦法，而最后完全復歸于中國”。蔣介石為解決東北問題，竟然打起了毫無自由、形同木偶的溥儀的主意，在今天看來實在匪夷所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8月17日，溥儀在沈陽準備逃亡時被蘇聯紅軍俘虜，作為戰犯被帶到蘇聯。溥儀在蘇聯西伯利亞拘留期間，在生活上享受優待，還配有醫生、護士，為他檢查身體和治病。在溥儀看來，蘇聯主要是要嚴懲日本戰犯，不會對他怎么樣，同時溥儀也擔心以后會落到蔣介石政府手中，遭到陳公博、周佛海那樣的下場，因此便萌生了一個計劃，先設法在蘇聯留下來，再伺機從蘇聯逃往英美去做寓公。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溥儀除了多次口頭向蘇方提出申請以外，還給蘇聯政府與斯大林寫信，申請準許他永遠留在蘇聯。

1946年，溥儀存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時出庭作證，偽滿洲國的“皇帝”出庭，一時間成為世界各主要媒體的頭條新聞，蔣介石似乎又看到了溥儀的一點“剩余價值”，南京國民政府官員奉命發表談話稱，溥儀在東京出庭作證后將引渡到南京政府并受審。1946年至1948年間，南京國民政府五次照會蘇聯政府，要求交還溥儀，“以便對他繩之以法”。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吳國禎也很樂觀地向記者表示：“偽滿傀儡溥儀，已被蘇聯當局拘捕，即將移交中國方面，因彼為戰爭罪犯也。”

南京的《中央日報》同期曾以“傀儡溥儀將交我國”為題做了報道。爾后還曾有一條短訊報道說：“中國希望引渡溥儀，蘇方并已一度允諾。然目前復予保留，這顯然是作為討價還價的依據。”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在日記中也記載了1946年3月7日蘇聯駐華大使來訪，想以溥儀作為當時蘇聯撤兵東北和中蘇經濟合作會談中的一個籌碼。面對國民政府的引渡請求，蘇聯考慮自身利益，未置可否，西方的一些人士據此揣測認為，蘇聯拒絕引渡溥儀，是準備將來把他送回東北，用于成立親蘇的“緩沖國”，就像日本人利用溥儀一樣，以“避免美國人和中國人利用溥儀來搞反對蘇聯的挑撥離間活動”。

時間到了1949年，蔣介石在解放戰爭中損兵折將、節節敗退，早已焦頭爛額，再也沒有精力去“關心”關押在蘇聯西伯利亞的末代皇帝溥儀了。新中國成立后，蘇聯再拘留溥儀已經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了，經最高當局批準，蘇聯內務部于1950年8月1日將溥儀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處理，后于1959年獲得特赦，至此溥儀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名普通公民，也結束了他與蔣介石二十多年的恩怨糾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