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與蘇軾是兩個毫不相干的人，我少年時代就因為無知而這樣誤判。而這幾年“讀”蘇東坡，讀著讀著就覺得他們真不是一個人。那個宰相坯子，志大才疏的蘇軾，他的生命的起點是眉州。而這個文壇巨匠，光彩照人的蘇東坡，他的生命的起點卻是在黃州。當(dāng)然，蘇軾是一只蛹，而蘇東坡是一羽蝶。這種蝶變是在黃州完成的，而促成這種蝶變的，正是那次貽笑千古的文字獄“烏臺詩案”。

蘇軾可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他十歲的時候聽母親講《漢書·范滂傳》即問母親“我如果想和范滂一樣(為名節(jié)而不顧生死)，母親您答應(yīng)嗎？”。二十二歲應(yīng)試汴京文章第一，只因主考官歐陽修以為是自己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而忍愛判為第二。嘉祐六年，蘇軾應(yīng)制策考試“入三等”。制策考試十年一度，錄取名額只有五名，由皇帝親自主持，一、二等都是虛設(shè)，三等為最。蘇轍入四等。仁宗讀了蘇軾兄弟的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后四年，英宗打算召蘇軾入翰林為知制誥。知制誥專門負責(zé)議定國家大政方針，是晉升宰相的必歷職位。但是宰相韓琦說：“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dāng)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yǎng)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則人人無復(fù)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最后，英宗接受韓琦的建議，安排蘇軾入直史館。其目的是要讓蘇軾熟史而知鑒，將來受大任。可見，蘇軾一步入仕途就是閃亮登場，皇帝、宰相都是把他當(dāng)著接班人來培養(yǎng)的。朝堂內(nèi)外都認為他將來為相輔政是理所當(dāng)然的。

“烏臺詩案”牽動八方，包括宰相司馬光在內(nèi)的社會各界紛紛上書求赦，就連太皇太后、皇太后都為蘇軾求情。當(dāng)時太皇太后曹氏病重，神宗要大赦天下為祖母消災(zāi)祈福，皇太后說：你也不用大赦天下，只放了蘇軾一人就行。這些壓力都沒能讓神宗皇帝改變初衷，最后還是賦閑金陵的舊相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專札言：“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王安石的面子就不能不給了，因為神宗的錢都是王安石賺的。蘇軾撿了一條性命，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北宋的政治就是那么耐人尋味，崇文抑武，文人治國。而文人與文人之間又上演著一幕又一幕的連臺好戲。范仲淹、王安石要變法，司馬光、歐陽修要復(fù)古。蘇軾寫了幾首詩，沈括就尋章摘句，說他有不臣之心。已經(jīng)七十二歲的老范鎮(zhèn)又跳出來為保蘇軾要“休了老命”。他們的爭斗客觀地說都沒有私心，都是為了文人心中的一個“義”字，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為真理而斗爭”。

“烏臺詩案”前后歷時一百二十天終于落下帷幕。結(jié)案時正值臘盡，驚魂甫定的蘇軾連新年也不敢在京城過。在除舊布新的爆竹聲中，頂風(fēng)冒雪，徑往黃州而去。元豐三年正月底，蘇軾從光州翻越大別山，遙望蘄黃煙籠，長江如帶，心中才感到了一絲驚弓脫網(wǎng)的真實。初到黃州的蘇軾生活環(huán)境十分糟糕，他的左鄰右舍有潘酒監(jiān)、郭藥師、龐大夫、古農(nóng)夫，還有一個專橫跋扈的婆娘，夜夜像豬一般啼叫。幸好太守徐君猷惜才，便為他另辟了一處居所：臨皋亭。臨皋亭除了拍岸濤聲之外，雖無市井喧囂，然清風(fēng)明月到底填不飽肚子。又是太守徐君猷解他燃眉，將一座廢棄的軍營撥給他，約有五十畝的坡地。蘇軾在此墾荒種地，營建“東坡雪堂”，自號“東坡居士”。濟世蘇軾從此遠去，文章東坡向我們走來。黃州是蘇軾生命的終點。黃州是蘇東坡生命的起點。

神宗是沒有忘記蘇軾的，但他并不知道蘇軾已不復(fù)存在。元豐七年，神宗啟用“皇帝手札”復(fù)起蘇軾移汝州，卻絲毫也沒有打動蘇東坡。皇命難違，他不得不啟程上任。汝州在北，蘇東坡卻北轍南轅道過江州，而且一路上磨磨蹭蹭，不斷地上書乞居常州。在江州，蘇東坡留下了《初入廬山》等近三十篇詩章和數(shù)篇游記。其中尤以《題西林壁》最為耐人尋味：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東坡站在廬山之巔，眼里是連綿的山巒，心里卻是紛亂的人世。從《水調(diào)歌頭·中秋》到《念奴嬌·赤壁懷古》，再到《題西林壁》，我們不僅看到了從蘇軾到蘇東坡的蝶變，同時還看到了一個脫離軀殼的魂魄，一步一步走出憂傷與夢想。蘇東坡的一生是用情致深的一生。于人、于事、于國、于家、于文、于藝，一份深情都用到了極致。

王安石以國為本，蘇東坡以民為本。因兩人政見不同，在王安石為相時，蘇東坡轉(zhuǎn)徙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但是，當(dāng)王安石罷相而去，失勢蟄居金陵的時候，蘇東坡自江州順流而下，兩位世紀偉人恩怨一笑而泯。特別是章惇為相的時候，蘇東坡兩月三貶，漂洋過海一直走到了天邊，于花甲之年謫居海南儋州。元符三年四月，六十三歲的蘇東坡奉詔北返，朝野上下都一致認為他必定要入朝為相。而六十五歲的章惇卻在這一年被貶為雷州司戶參軍，與儋州隔海相望。蘇東坡走到洪州，章惇之子章援受章惇之命送來書信，懇求蘇東坡為相之后放過他們父子。蘇東坡就地回書：“軾與丞相定交四十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故無所增損也。”慮章惇年高不對嶺南瘴氣，還在書信的背面寫上藥方，薦于章惇備用。

蘇東坡是元符三年四月奉詔返京的，但是他走了一年多，從哲宗朝走到徽宗朝也沒有走到汴京。元豐七年，神宗啟用“皇帝手札”復(fù)起他移汝州。也是四月，也是走了一年多，從神宗朝走到哲宗朝也沒有走到汝州。因為他不是蘇軾，而是蘇東坡。在中國古代，像蘇東坡這樣的生命個體堪稱絕無僅有。在他的生命歷程中，窮盡了生命的可能，窮盡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可能。他的一生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抵達了生命的極限。宋人筆記中有“眉山生三蘇(蘇洵、蘇軾、蘇轍)，草木盡皆枯”之說。意思是說“三蘇”占盡眉山地脈而使草木不旺，說法不免夸張，但“唐宋八大家”一門獨占其三，如此厚重也確實讓眉山小邑難以承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