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84年前的那一天，9月18日或許會成為許多人挑選的“幸運日”。但是，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起，它卻成為我們永遠的“國恥日”！

84年過去了，柳條湖那段陳舊的鐵軌，早已被先進的高鐵路軌取代，但當時的爆炸聲仍回響在耳，曾經的傷疤仍隱隱作痛。

苦難的何止是那一天，長達14年的抗戰算下來是5000多天！中國自此付出的是傷亡3500多萬人的慘重代價！那一天炸毀的何止是幾根枕木，而是讓中國現代進程的列車再次脫軌！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幾個中下級軍官秘密策動的，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實則有著必然性。侵略者蓄謀已久，早欲吞下“滿蒙”這塊嘴邊的肥肉。至于哪一天動手，不是這個日子就是別的日子。對于弱國而言，只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從來沒有選擇的權力。

歷史不容假設，所以才留下那么多遺憾。日軍挑事的不過是一個180人的中隊，而北大營駐扎著一個幾千人的旅;日軍攻打錦州，20萬東北軍一槍不放全部撤進山海關。距柳條湖爆炸不到12小時，沈陽陷落，日軍付出的傷亡僅為24人;同年12月底，不到3個月時間，東三省陷落。一個中隊對一個旅，1萬對20萬，面對這樣的兵力對比，許多人多年后仍發出錐心泣血之問：如果中國軍隊當時奮起抵抗，結果會怎樣？

但冷靜想想，戰爭勝負僅僅取決于兵力的對比嗎？僅僅取決于將帥的意志決策嗎？非也，戰爭從來都是綜合國力的較量。當時之中國，列強捅刀子，屈辱條約一個接著一個;自己動刀子，連年軍閥混戰，可謂內憂外患，貧病交加，不是睡獅，而是病獅，至少是一只傷痕累累的獅子，惟剩龐大的軀殼而已。

1935年，長居山東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凱瑟琳·漢德，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我真希望你們能感受一下這片被遺棄之地的落后氣息。此地離海岸線僅僅75英里，但其蕭瑟卻恍如《圣經·舊約》中所述。”與此形成鮮明對照，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日本已經成為全亞洲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并在日俄戰爭中一舉打敗了歐洲強國俄羅斯，從亞洲強國躍升為區域性帝國。

歷史是最好的清醒劑。1924年，孫中山曾在神戶發表演說，表達了實行亞洲聯合的美好愿景，在東京政界卻受到冷嘲熱諷：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不是相互協作，而是由強國主宰。如此看來，即便九一八的歷史可以假設，東北軍或可改變一役的結局，或可推遲戰爭的爆發，但阻止不了日本吞并中國的狼子野心，減輕不了中國必須為之付出的慘痛代價和巨大犧牲。這是殘酷的戰爭辯證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或許，比這些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在亞洲戰場死死拖住80萬日本侵略軍的中國，卻在勝利之日幾乎成了“被遺忘的盟友”，許多應得的權益沒有得到，比如歸還香港、歸還釣魚島等。戰時美國甚至流行一個笑話，蔣介石名字的英文發音被念成“兌現我的支票”。因此，蔣介石憤懣地寫道：“我確信美國的政策只不過是居心叵測地利用我們。”勝利了還是靠邊站，證明中國還是很弱，沒有足夠的談判砝碼。

中國夢助推強軍夢，強軍夢支撐中國夢。為什么我們的夢里有一個“強”字，一是因為弱，我們承受了100多年的屈辱;二是說明我們現在還不夠強，是大國而非強國。今天，我們重溫歷史，重揭傷疤，就是為了永遠銘記，只有國家強、民族強、軍隊強，才能避免歷史的悲劇重演，讓每一天都是人民的“幸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