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民國十三年)9月至10月，直系吳佩孚部與奉系張作霖部在直隸(今河北)奉天(今遼寧)地區(qū)為爭奪北京政權而進行的戰(zhàn)爭。

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結束后，直系軍閥控制了北京政權，積極推行其企圖以武力統(tǒng)一中國的政策，并通過賄選使曹錕當上大總統(tǒng)。奉系軍閥也積極擴軍備戰(zhàn)，準備再次與直系爭奪中央政權。在政治上為了對抗武力統(tǒng)一政策，張作霖、段祺瑞、孫中山建立了“反直”的三角同盟。

爆發(fā)

1924年9月，直系江蘇軍閥齊燮元與皖系浙江軍閥盧永祥爆發(fā)了江浙戰(zhàn)爭。9月3日，張作霖通電譴責曹、吳(即直系)攻浙，并以援助盧永祥為名，組織“鎮(zhèn)威軍”，自任總司令，將奉軍編為6個軍;總兵力約15萬人，于9月15日分路向榆關(即山海關)、赤峰、承德方向進發(fā)，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

戰(zhàn)爭過程

為抗擊奉系軍閥的進攻，9月17日曹錕發(fā)布討張令，任命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以王承斌為副總司令兼直隸籌備司令，彭壽莘為第1軍司令，王懷慶為第2軍司令，馮玉祥為第3軍司令，張福來為援軍總司令，還有海、空軍各一部，總兵力近20萬人，依托長城組織防御，并對各軍的作戰(zhàn)任務作了具體區(qū)分。

當時，直軍企圖從海上登陸葫蘆島，合圍奉軍，但由于奉軍海軍的抵抗，更重要的是英國進行了干預，直軍被迫放棄了計劃。這一事件直接導致了直軍喪失了戰(zhàn)爭主動權，陷入被動。9月15日到22日，奉軍第2軍、第5軍，兵分兩路，分別由阜新、通遼向直軍防地攻擊前進。奉軍在攻占開魯、朝陽后，又乘勝向凌源發(fā)起進攻。接著，奉軍的騎兵隊也由彰武出動，陸續(xù)攻占直軍控制的建平、赤峰等地。是時，直軍第3軍司令馮玉祥，因不滿吳佩孚排除異己，正與援軍第2路司令胡景翼、北京警備司令孫岳等密謀倒戈，在古北口一線按兵不動。9月28日，榆關方面的戰(zhàn)事日趨激烈。直軍雖然居高臨下，但奉軍精銳張學良、郭松齡的部隊卻前赴后繼地奮勇仰攻，雙方都遭到很大的傷亡。奉軍在正面進攻未能奏效后，偵知九門口直軍的守備力量比較薄弱，便轉(zhuǎn)而集中兵力猛攻九門口，并于10月7日攻占，直軍的長城防線被打開了一個缺口。吳佩孚在九門口失守后，急調(diào)后援部隊開赴前線，并于12日親臨榆關組織直軍進行反撲，一度曾將九門口奪回。奉軍在直軍反撲面前全力抗擊，與直軍進行了反復的爭奪，終將直軍的進攻擊退，再度攻占九門口。在20多天的反復爭奪戰(zhàn)中，雙方戰(zhàn)死者達一萬余人。10月9日奉軍攻占了赤峰。15日，赤峰被趕來前線的直軍第3軍二部奪回。時馮玉祥在古北口舉行會議，認為倒戈回京的時機已到，便電告孫岳，叫他迅速將駐防大名的軍隊調(diào)至北京南苑，同時下令部隊，將后隊改為前隊，于10月19日回師北京。

北京政變

23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人，聯(lián)名發(fā)出了呼吁和平的漾電，發(fā)動“北京政變”。推翻了直系賄選總統(tǒng)曹棍的反動統(tǒng)治，占領了北京。25日，馮玉祥等人在北京北苑舉行會議，決定組織中華民國國民軍，推馮玉祥為總司令兼第1軍軍長，胡、孫二人分任副總司令兼第2、第3兩軍軍長。“北京政變”后，吳佩孚把前線指揮交給張福來主持，親率其嫡系第3師、第26師各一部，共約七八千人，于10月25日乘車回救北京。26日，吳佩孚命令部隊開往楊村一線布防，對馮軍采取守勢。企圖等齊燮元、孫傳芳的軍隊沿津浦鐵路北上;李濟臣、蕭耀南的軍隊由京漢鐵路南來，再在這兩路援軍的支援下，從馮玉祥的控制下奪回北京。到10月28日，由平泉、冷口入關的奉軍張宗昌部，攻占灤州，截斷了榆關直軍的退路和榆關-天津之間的交通線，直軍紛紛潰退。31日，奉軍占領了榆關和秦皇島，繳獲直軍的槍支達3萬余件。直軍主力喪失殆盡。從10月31日到11月2日，馮軍先后攻占了楊村和北倉，并俘虜了北上援吳的魯軍旅長潘鴻鈞。吳佩孚見大勢已去，率殘部2000余人由塘沽登艦南逃。

戰(zhàn)爭結果

張作霖、馮玉祥等隨后在天津曹家花園召開會議，決議成立中華民國執(zhí)政府與善后會議以取代國會，并推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zhí)政”，統(tǒng)總統(tǒng)與總理之職，之后政權落入奉系軍閥手中。

評價

軍事意義上，直奉戰(zhàn)爭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海軍、空軍參加并取得重大作用的內(nèi)戰(zhàn)，新式武器如坦克等紛紛登場，重炮、重機槍、地雷的使用均為之前戰(zhàn)爭所罕有，死傷特別慘烈。政治意義上，直奉戰(zhàn)爭以奉系勝利而告終，從此直系軍閥退出北京政治舞臺，北洋政府開始了張作霖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