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篡改史書隱瞞何事 被斥“罪莫大焉”？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一生中最為重大的轉折點，它將李世民一舉推上了大唐帝國的權力巔峰，同時也將他推上了一個彪炳千秋的歷史制高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個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無疑也使他背上了一個沉重的道德包袱。終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擺脫玄武門之變留下的心理陰影。
我們說過，這樣的一種負罪感在某種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贖的力量，成為締造盛世貞觀的潛在動力之一，但是與此同時，這種強烈的道德不安也驅使著。李世民把權力之手伸向了他本來不應染指的地方。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這個地方歷來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然而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卻非進不可。
形象地說，李世民“非法進入”的是“歷史殿堂”的“施工現場”。準確地說，是李世民執意要干預初唐歷史的編纂。進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當年那場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包括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在史官筆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樣！為此，當玄武門之變已經過去了十幾年后。
李世民終于還是抑制不住內心的強烈沖動，向當時負責編纂起居注的褚遂良發出了試探。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李世民打算調閱起居注的理由是“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聽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與他在貞觀時代的種種嘉言懿行頗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動機絕非如此單純！
退一步說，就算天子的出發點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輕易放棄史官的原則。所以，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天子的要求，說：“從沒聽說有哪個帝王親自觀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