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劉邦建漢之初，中央機構繼承秦制，皇帝之下設三公九卿。在地方上則實行“郡國并行制”，即一方面設郡，另一方面分封同姓和異姓子弟為王，建立諸侯國。諸侯國后來逐漸成為割據一方的地方勢力。

文帝、景帝時，為消除地方勢力對中央的威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文帝采納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把齊國分成六個小王國，把淮南國分為三個小王國，以削弱其力量;景帝采納晁錯“削藩”的建議，削減了幾個諸侯王的封區，導致了以“清君側”為借口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之亂。

七國之亂平定后，景帝下令取消了諸侯王的治民權，又減縮諸侯王的統治機構，降低王國官職的等級，使之成為中央直接管理的一級地方行政單位，基本上解決了劉邦實行諸侯王制度的弊病，到了漢武帝時期又實行推恩令，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

郡國并行制的作用漢初政權推行郡國并行制，擴大地方王國的自治權力，中央政府對地方事務不多加干涉，也是當時“無為而治”的表現形式。其時的郡國并行制，對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起了較大作用。

一、增強了各國發展地方經濟的積極主動性這時諸侯王國封域大多以歷史、地理諸因素形成的地域為界，每一王國成為各具特點的經濟區域，故為當地政府發展地方經濟提供了有利條件。特別是諸侯王在國內有治民和財政自主權，大大加強了各國政權發展本地經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史記·吳王濞列傳》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就是說，漢初王國、侯國的諸侯、列侯都對本國的老百姓采取優撫政策。其目的就是為了招致天下亡命，安置流亡人戶，使人民積極從事生產，以發展王國經濟。吳王劉濞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賤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

如此者四十余年.太史公亦云：吳王能薄賦斂，使其眾，以擅山海利.吳王濞就這樣通過種種優待國民的辦法，調動人民的勞動積極性，因而促進了吳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淮南厲王長，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說明淮南王為爭奪更多的勞動人手，不惜對流民甚至逃犯皆賜予優厚待遇。而膠西于王端因故令吏毋得收租賦①，從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資金投入再生產，亦有利于地方經濟的發展。又據《漢書·淮南王傳》：淮南王安……亦欲以行陰德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劉安及其門客所著《淮南子》一書，其中就有當時關于農業氣象和生產經驗方面的論述，認為為治之本，在于安民，告誡統治階級必須節欲、省事，使民足用，勿奪(農)時等等，提出順應自然、遵循客觀規律的發展經濟方針。這些都可說明西漢前期諸侯王在恢復發展本地經濟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在當時人口流散、百業待舉的情況下，各國之間甚至中央政府和諸侯王國之間展開了一場爭奪生產勞動力的競爭。

其時中央所屬郡縣的成年男子，要到邊地或京師屯戍，而王國所屬之人，只在本王國范圍內服役，有的諸侯王還給服役者以工錢，卒踐更，則予平賈.因此，中央郡縣就有許多人戶逃亡到諸侯王國去。《漢書·賈誼傳》載賈誼上疏曰：今淮南地遠者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懸)屬于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若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當時賈誼就覺察到諸侯王國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迅速發展，已構成對中央政府的威脅。此外，那些分散在郡縣的侯國也盡可能地利用自己有限的職權，招徠流亡，增殖戶口，獎勵開荒，以圖增加地稅收入。這樣，許多侯國的戶口迅速增長。

西漢前期，平均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2%，①而當時許多侯國的戶口增長率都超過此數，有的甚至高達20%以上，說明他們設法招引來的戶口較多。《漢書·高惠高后功臣表》說：逮文、景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可見侯國在恢復發展社會經濟方面的作用。由于各級地方政府積極主動性的發揮，當時形成全社會的連鎖反應，出現了舉國上下競相安撫百姓、努力發展社會生產的情景。

二、便于各國因地制宜地發展地方生產漢初諸侯王國政治、經濟權力的擴大，也利于各國因地制宜發展生產，充分開發各地的自然資源。《史記·高祖本紀》載齊國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故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①。當時齊國政府除實行自由放任政策，因地制宜地發展本地生產外，還專門設有經營鹽鐵生產的機構，以開發利用豐富的自然資源。《十鐘山房印舉》收有齊國的海右鹽丞印。

傳世的封泥有瑯琊右鹽、齊鐵官長、齊鐵官丞、臨淄鐵丞等。另《古泉大辭典補遺》載吳縣蔣伯斧藏高抑四銖、臨菑四銖、陽丘四銖、東阿四銖、宜陽四銖、姑幕四銖八品，皆出于齊地。還有《善齋吉金錄》著錄濟南出土的四銖錢101個，都是漢初齊國開采銅礦自鑄之錢。這些保存下來的文物足以說明齊王肥和他的繼承者為發展當地經濟所作出的努力。吳國，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吳王濞為了開發當地資源，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③。《西京雜記》卷三也提到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吳國就是充分利用地方優勢而富強起來的。

趙地多鐵礦，故趙國以冶鑄為業④。此外，燕、代北國，因其自然條件，發展成半農半牧的經濟區。南方長沙等國，利用水利之便，廣開水田種植稻谷。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水稻品種來看，就有秈、粳、粘糯之別，谷粒外型有長、中、短粒之分，有的稻谷有芒，有的無芒。這些眾多的稻各種類，說明西漢初期長沙國一帶，水稻種植已經普遍。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絲織物中，還可見許多精美的刺繡。其中有信期繡、長壽繡、乘云繡等等，說明馳名中外的湘繡早在長沙國時就已發展到較高水平。

總之，西漢初期郡國并行制的推行，相對增大了王國行使政治經濟的自主權力，促進了地方政府恢復發展當地生產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的發揮。另一方面，隨著中央和王國直接統治范圍的相對縮小，有利于統治階級把握各地的風土民情，充分發揮地方優勢，因地制宜地發展地方生產，從而推動整個西漢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

三、各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由于實行郡國并行制為地方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所以地方王國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吳王劉濞經過三、四十年的苦心經營，搞活了地方經濟，很快使吳國成為東方的經濟強國。《鹽鐵論·錯幣篇》記載：吳王擅障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滑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吳王濞積累的大量財富為發動七國之亂提供了物質基礎。他曾經遺諸侯王書說：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繼日，三十余年矣。凡為此，愿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①劉濞所說的未必盡能兌現，但從中可以看出吳國人民短期內所創造的巨量財富。

齊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也是驚人的。且不說農業、鹽鐵業的興盛，單就齊都臨淄的繁榮，足可以說明問題。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主父偃曾對武帝說：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于長安。①可知齊都臨淄在漢初70余年間，已發展成為10萬戶人口的大城市。而且城內工商業發達，僅齊國政府收取的市租就有千萬錢。其時臨淄的繁榮殷富已經超過了中央都城長安，成為東方的一大都會。

城市經濟是社會經濟的集中表現，由此可見齊地經濟的迅速發展。關于長沙國，文帝時，賈誼曾上《治安策》說：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說明在漢初諸王國中，長沙國的經濟力量是較薄弱的。而長沙馬王堆一、二、三號漢墓的出土，為我們提供了該地經濟發展的實物證據。這三座漢墓出土了數千件隨葬物品，其中有豐富的糧食瓜果品種，動物骨骼和食品，有500多件保存完整的精美漆器和100多件基本完好的絲織物及服飾等等。如果從入葬年代先后來看，這三座漢墓越到后來，規模越大，越奢侈豪華。這種現象，也從側面反映了西漢前期社會物質財富在幾十年間的迅速增殖。

當時關東廣大地區，絕大部分是諸侯王統治區。而漢初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十萬石.但自武帝以后，歲漕關東四百萬斛以給京師③。其時僅漕糧就增至漢初的40倍。這一信息透露了西漢前期整個關東諸侯王國農業生產的發展概況。另據《漢書·地理志》等記載：西漢中期漢政府在全國各地設置了手工業基地共91處。這些地方的手工業生產不一定在西漢前期都已進行，但可以肯定，當時大都有了相應的手工業工場。這些手工業工場相當于西漢前期王國地區的有鹽官19處、鐵官29處、工官2處，共50處。我們從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當時諸侯王國手工業經濟發展的情況。

總之，西漢前期諸侯王國侯國的經濟發展較快。當時諸侯王國的總面積占西漢全部疆土的大半，侯國亦遍布各地，因此對整個西漢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當然，漢初分封王國、侯國制度也產生了一些消極作用，主要是增加了大批食利階層，而且，漢初封建諸侯，廣其疆域，宮室百官，同制京師，這無疑是導致地方分裂的一個因素。但不能因此否定在漢初特定歷史環境中，這一政治經濟體制所產生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