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帝和明太祖，是國史上出身平民而貴為天子的“絕代雙驕”，兩人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最肖的則是對功臣痛下殺手。漢高帝殺韓信，殺彭越，殺黥布，囚樊噲，走盧綰，將漢初分封的異姓王趕盡殺絕——僅余偏處一隅的長沙王吳芮能夠善終。這是漢代屠戮功臣的大概，不贅言;唯要說明一點，那就是被殺被逐諸人都有點冤。

將明與漢試作比較，有兩點不同：一是明初的屠殺規(guī)模，遠邁漢代;二是朱元璋的殺人手段，遠較劉邦高明。然而，規(guī)模大手段高，只是事情的表象。為什么要殺人？殺人能解決什么問題？是不是非殺人不可？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明白屠殺功臣到底具有何種意義，才能從籠罩著殺氣的“相斫書”中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政治的真相。不能離事而言理，先簡略介紹有關的史事。

明代以前的君主制，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宰相協(xié)助皇帝處置國事。各個時期，宰相的名稱或不相同，人數(shù)或不固定，職權也有變化，然作為官僚集團的領袖，作為對君權的制衡力量，宰相制無疑是傳統(tǒng)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在開國初期，殘破之余，萬事待理，宰相的作用更不可忽視。朱元璋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因此，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剛稱號為“吳王”的時候，便設立了左、右相國。此后，直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李善長、徐達、汪廣洋和胡惟庸四人先后拜相?？磥?，朱元璋對宰相制度并無成見，樂以沿用。

但是，惟庸這個人或許天生反骨，在相位上毫不安分。據(jù)《明史》本傳，惟庸于官吏之“生殺黜陟”，有時“不奏徑行”;這是專擅行政、司法之權，也許有點過分，但行政、司法本由宰相統(tǒng)領，偶有過分的地方，究竟不算大錯。讓元璋惱火的，則是他隱瞞不利于己的報告，不讓皇帝看到;至于收受賄賂，提拔私人，與此相較還算小過。惟庸終至乎惹上殺身之禍，則因他與仕途受挫的陸仲亨、費聚等人深相結納，聳使李善長、陳寧、毛驤、李存義、林賢、涂節(jié)等文官武將，在國內組成反帝集團，對外則聯(lián)絡蒙古、日本，意圖不軌;孰料明太祖“天縱英明”，洞燭其奸，乃先發(fā)制人，將“胡黨”一網(wǎng)打盡。因牽及此案被殺者共計三萬余人，其中，封侯者二十余人，五品以上大員不勝其數(shù)，為兩千年君主制史上罕見的“大清洗”。此即正史所敘“胡惟庸案”。

然而，掩卷而思，不能無疑。劉基(伯溫)暴斃于洪武八年，《明史》說是惟庸下毒;而惟庸被誅已在四年之后。此事可疑，但且按下不表，先說更可疑的。惟庸投奔元璋麾下在至元十五年，拜相在洪武三年，擅權始于洪武六年(右相汪廣洋被黜，惟庸成為“獨相”)，至其被誅則已在六年之后。如此，若說元璋不知惟庸是個“奸臣”，難以置信。因為，朱元璋不可能花20年的時間才認清惟庸的真面目。否則，元璋哪有資格開創(chuàng)一個時代？那么，此處亦可疑。更令人起疑的是，惟庸于洪武十二年被逮入獄，罪名并不是謀反，而是因為刑事案件(怒殺家仆)和行政上的誤(將罪婦分配給文臣為妾)。蹊蹺的是，入獄后，突然有人出來指控他謀反，惟庸遂以此論死。更有意思的是，直到砍了他的頭，也還是“反狀猶未盡露”。要等到10年之后，因審訊其他罪案，有了意外收獲，才得以“大著”他的“逆謀”，才開始執(zhí)行連帶的清洗。試問，如此重大的案件，是不是辦得太具戲劇色彩了？莫非現(xiàn)實中的帝王將相，真跟戲臺上的生旦凈丑一樣，唱的是“同一首歌”？

讀史有疑，不能不再三思。凡為開創(chuàng)之主(或曰凡能集合一批人干大事業(yè)的人)，理應具有一種特別的才能，那就是能夠最迅速最透徹發(fā)現(xiàn)人性的弱點;還應有一種與之相輔的高明手段，那就是最大限度利用人性的弱點。曹操有兩句名言，一句是“舉才，勿拘于品行”，說的是，不求你品行不污、天性無缺，不怕你好名、貪利、沉迷于醇酒婦人，只要你有濟物應世的本事，我就敢用，我就不愁找不到用你的方法。第二句是，“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這個“御之”之“道”，沒什么玄虛，不過是用人方法，亦即前述之高明手段。譬如，好名的輕利，重利則不恤于名，敢作風流鬼的也不怕馬革裹尸還，那么，分別委諸諷諫、征稅和治軍之事，或能大收其效。至于好名太過，乃至苛責帝王;搜括務盡，以致戕害民生;攻取戰(zhàn)勝后縱兵淫掠，不免有損于軍紀，這都不算大問題。因為，“吾任天下之智、力”，意謂解釋、裁判與賞罰之權——三者是權力的最高級形式——盡在掌握，只須折沖權衡，損有余，補不足，就沒有辦不妥的事，搞不定的人。因此，可以說，觀察人性的弱點，可謂“知人”;利用人性的弱點，堪稱“善任”。斯二者，元璋無疑兼有之。元璋既能欣賞惟庸的便給任事之才，也必察覺他專寵恃才的弱點。但是，用他干什么，用他到什么時候，這才真正體現(xiàn)元璋的手段。

國家草創(chuàng)，外患略盡，而內憂方起。試想，與元璋一起打天下的人，自覺彼此出身差不多，才能差不多，付出的血汗也差不多，從前呼兄道弟，好不親熱，轉眼之間，你是九五之尊，我卻要北面稱臣，觸景生情，百感交并，心內自會生出幾句不堪也不敢向外人道的說話。話憋久了，就會病;病重了，就成狂;狂不可遏，則覬覦帝座之心油然生矣。這套邏輯不一定對每個功臣都產生效力，但只要有一個人這樣想，元璋就會感覺不踏實。怎么讓這個人自己蹦出來呢？此題極難解，或曰無解。因為，若不公然反叛，誰也找不出這個人。難道等這個人主動現(xiàn)身再對付他？然而一旦這個人明昭大號起而造反，元璋大半已經(jīng)對付不了他。于是，為了不致出現(xiàn)被動局面，只好“有殺錯，冇放過”，元璋不得不假定所有功臣都要篡位。但是，也不能對著功臣簿一通亂殺，要講次序;講次序，自然先殺“名列前茅”的。劉基與徐達，一文一武，功勛卓著，名次最前，殺之必不謬。只是，這兩人根正苗紅，只要其人不首先造反，絕不可能找到理由殺他們。怎么辦？借刀殺人。

且讀《明史》。惟庸嘗誘使徐達家人福壽誣告徐達，孰知福壽不吃他這一套，反而舉報他。中傷元勛，是多么嚴重的事情，但書上說徐達知而“不問”，元璋亦未對此表態(tài)，遂不了了之。洪武八年，劉基病，惟庸請了醫(yī)生去看他，劉基遵囑服藥，旋即暴斃。也不見元璋追究，惟庸照樣做宰相。這算借刀殺人么？惜不能起元璋于地下問他的口供。然徐、劉經(jīng)此一遭，一廢一死，俱不足以威脅帝座，可以說，以惟庸為刀震懾甚而殺害功臣的客觀效果達到了。首功既不足為患，接下來要鏟除的就是其他功臣。只是打擊面太大，單靠惟庸去聯(lián)系家丁、配制毒藥，效率不高，能用的招就只有以點帶面，大興冤獄了。這也是借刀殺人。不過與前有別的是，這一回用完刀，得把它熔了;套用今語，可說惟庸過了保質期。于是，“胡惟庸案”發(fā)生了。當然，功臣如草薺，一撥割不干凈。12年后，元璋抓著涼國公藍玉的毛病，借題發(fā)揮，再辦一回大案，牽連入案者，“族誅萬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

回過頭，再問為什么殺人、殺人解決什么問題，吾人或可從容作答。但是，殺功臣是否必然之事，容有疑惑。愚慮有得，試為進一解，其詞曰：在君主制下，特別是在開國之君出身平民，全無體制慣性思維亦不借舊體制絲毫助力，一心只要推倒舊君，自我作古，不恤其他的情況下，兔死狗烹是必然之理。此不取決于殺人者之品性，而是環(huán)境逼使他非如此不可。這是人的天性。天命之謂性，無善無惡，不必也不能用后天的道德條例去評價。若僅作為讀史者，僅作為戲院的觀眾，益智開心以外，似毋庸牽動別樣的情緒。痛恨他，憐惜他，為之哭笑，為之贊詈，都只應了那句俗諺：唱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不瘋不傻，老實做人，這才是吾人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