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精英”流氓化朝代，西晉當列頭牌。西晉以奢侈成風聞名，彼時社會雖貧富懸殊，但享樂主義至上。整個社會彌漫著“我墮落我快樂”。盡管享樂主義打破了虛偽的禮法，肯定了人的自然屬性，并直率地加以表現(xiàn)，但其根本上是非理性的，是以吃喝玩樂的獸性化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所以，享樂主義主宰下的社會，“道德淪喪、風氣敗壞”必隨之而來。

彼時，精英陣營也呈“兩極分化”。以石崇為代表的一部分社會精英主動下水，追逐世風，助長奢侈，混跡官場，斂財斗富。當然，也有另一部分精英看不慣這一切，力圖避世隱居，超然物外。但是，隱居的精英顯然不敵斗富的精英。隱居作家群——“竹林七賢”的帶頭大哥嵇康被皇帝砍了頭，而斗富作家群的帶頭大哥石崇卻備受皇帝寵愛。石崇之所以在當時“聲名大噪”，靠的不是文學作品，而是“斗富”。能撈錢、能“顯擺”，是這個時代寵兒“才氣”的“精華”所在。石崇在撈錢方面“出類拔萃”。當然，他的生財之道，靠的也不是“版稅”，而是權位——職場官位。他當過省級地方大員，曾任荊州刺史。在任期間，不愛造福于民，專愛“打家劫舍”。史書稱他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這就是他的致富手段——令人不齒的“官盜”。

以石崇為代表的文學家，全然失去了社會“是非觀”甚至羞恥心，全力追求以“實惠”為目的行為方式。通過“如廁換新衣”，“蠟燭當柴火”、“擊碎珊瑚樹”等具有幾分“傳奇”色彩的斗富故事，可以看出石崇在世風日下下，起到的是多么不良的導向作用。高調斗富的石崇純屬時代的產物，他有恃無恐進行“顯擺”表演的最大動力，乃是在“主席臺”上一直以欣賞目光注視他的政治流氓司馬炎。皇恩浩蕩，點火煽風。制造奢靡世風的“宗師”，實際上就是當朝最高領導人司馬炎。而石崇這些流氓精英，充其量是在“顯擺大賽”上，發(fā)揮了推廣傳播的“起哄”作用。司馬炎乃曹魏大都督司馬懿之孫，晉公司馬昭之子，是個坐享其成的“開國皇帝”。大都坐享其成的皇帝，一般都有暴發(fā)戶心理作祟，這種心理助長放蕩不羈的流氓品行，司馬炎就是這樣一個推崇“高消費”的“貴族流氓”皇帝。

司馬炎在奢靡揮霍方面，堪稱“楷模”，他在這方面的“傳奇故事”也相當多。如“駕羊車游幸后宮”、食用“人奶喂乳豬”等，晉書傳稱：晉武“多內寵，平吳后，復納吳王孫皓宮人數(shù)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并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使宴寢。”奢侈之風的始作俑者，正是這位借祖上陰德暴發(fā)的皇帝。在石崇與皇室成員王愷斗富的時代鬧劇中，作為一國之君的司馬炎，不僅不加以勸誡約束、以正世風，反而推波助瀾、煽風點火。甚至參入其中，拿出皇宮的寶物——宮里收藏的一株兩尺多高的珊瑚樹賜給王愷、支持手下“參賽”。

一國之君鼓勵群臣斗富，毫不掩飾財主嗜好，明目張膽以奢靡為榮，西晉驕奢淫逸之風，從哪而來，豈不一目了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高調斗富的石崇，活脫脫迎合了主子的嗜好。表面上石崇“顯擺”的是自己之富，本質里石崇“顯擺”的是主子司馬炎之寵。玩女人爭女人也是流氓精英的強項，石崇在這方面也是不拘一格，乃至最后因為爭女人送了命。石崇最終“不得好死”，直接原因是因為一個叫綠珠的小妾，石崇惹怒了更大的權貴趙王司馬倫相忌，落得個開刀問斬的下場。司馬炎死后，沒人罩著石崇“顯擺”，流氓作家再跟流氓皇室大肆“顯擺”，只能“顯擺”致死了。

石崇死后，留下一個耐人尋味的疑問。那就是他的主子晉武帝司馬炎為何不再像老爹司馬昭那樣重視人才、而是偏愛石崇這樣的“廢料”呢？難道他是一個發(fā)昏的皇帝嗎？問題也許不那么簡單。筆者以為，晉武帝司馬炎雖然奢侈成性，但畢竟不是個糊涂蟲。他偏愛石崇、鼓勵臣下斗富，恐怕不是出于一時糊涂，除了縱欲的本性，不能排除有更深的政治統(tǒng)治意圖。三國歸晉后，天下政局基本穩(wěn)定，晉武帝司馬炎一時處于“志得意滿”的最佳狀態(tài)，于是開始玩物喪志。但一個皇帝要想“高枕無憂”，自己玩物喪志顯然不夠，要滿朝文武都玩物喪志才行。鼓勵群臣斗富，以身作則率先垂范“亂七八糟”的奢靡世風，大概也是這位暴發(fā)的皇帝“廢掉群臣野心”的“御臣之術”。

天下已定，滿朝文武都蛻變成為行尸走肉，暴發(fā)的皇帝遂無被奪寶座之憂。世人皆怨晉武帝帶頭腐敗，誰解司馬炎醉翁之意不在酒！由此可見，晉武帝鼓勵文學家也去斗富，是有意為之的毀人游戲。在這場游戲中，他無非是拉舉國人才同他一起“下水”，當社會精英都流氓化之后，玩物喪志的他們還有什么貳臣賊子的野心嗎？在主子毀人游戲的推波助瀾下，斗富的石崇既是“時代風尚”的模范，又成為時代的犧牲品。最終不得好死的石崇給后世還留下一本《石崇全集》，證明自己好歹也是一文學家。文學是時代的靈魂，一個在毀人游戲中生成的“行尸走肉”，只享樂沒思想，真才已廢，靈魂又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