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代的“昏君”系列中，明武宗是突出的一個。

明武宗此人，談不上殘暴，要害在荒嬉，其胡鬧的程度，簡直讓人啼笑皆非他修了個“豹房”專供自己淫樂，喜歡全國各地到處巡游，也不太理政事，太監劉瑾就是在他手里一步步做大的，險些奪了他的皇位一個藩王造反，本來已被著名學者、政治家王守仁平息，藩王也被俘虜，武宗居然派親信太監和王守仁商量，先把藩王放了，然后再由武宗親自擒拿以顯典赫赫武功，好歹在眾臣的勸諫下，武宗才打消了這個荒唐的念頭這樣一個主兒，從朱氏家族的角度看，簡直就是敗壞祖宗基業的一個不肖子孫。

然而歷史就是這么有趣，明武宗這個朱家的孽子，對他的老祖宗、被公認為雄主的朱元璋卻也不乏“修正”的。

朱元璋辣手治國，他的王朝當然是堅如磐石，可這對治下的百姓來說卻未必都是福音。以江南為例，由于明初的歧視政策。江南經濟和文化全面凋敝，直到明武宗時期，隨著政治上的松動和經濟上的發展，蕭奈已久的江浙地區才重新恢復了活力，一本叫《寓圃雜記》的筆記記載：“吳中自號繁華，自張氏之據，雖不被屠戮。人民遷徙實三都、戍遠方者相繼，……邑里蕭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正統、天順間，余嘗八城，成謂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造成化間，余恒三、四年一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人性益巧而物產益多，至于人才輩出，尤為冠絕。”在這里，江南城市的演變軌跡是一清二楚的：吳中本來就是繁華之地;朱元璋建國后，“邑里蕭然，生計鮮薄”;朱元璋后的正統、天順兩朝，略有恢復;而到了明武宗統治的正德年間，才“愈益繁盛”作者還特別提到，隨著經濟的復興，江南“人才輩出，尤為冠絕”。是的，人才無代無之。關鍵在于統治者采用什么樣的政策。

不是在朱元璋手里，也不是在第二代雄主明成祖朱棣手里，偏偏是在荒淫的明武宗的治下，江南經濟和文化才又得到了恢復性發展。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吊詭的現象？是武宗采取了什么特別得當的措施嗎？并非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明中葉以后，朱氏皇權的控制力已經無法恢復到他們的祖宗朱元璋的水平，所以，整個社會反倒能夠迸發出洪武朝無法想象的活力。與其說是明武宗的措施多么得當，毋寧說根源正在于他們幾乎沒有采取什么強有力的措施。統治者控制力的削弱，對一個企圖代代相傳的專制王朝可能是個壞消息，但于激發民智和社會進步卻是充分利好。

明武宗對明太祖的“修正”還有一個經典的例子。朱元璋重視教育，國子監(今之國立大學)的學生飲食由朝廷免費提供，但他又強令學生對飯菜質量不得有任何不滿的表示。這就很奇怪了，飯菜既是給人食用，就應達到起碼的水準，如果當事者不認真不精心，草草供應，學生卻連私下議論的資格都沒有，不僅不近人情，而且可能助長那些敷衍塞責者的氣焰。果然，后來就鬧出了亂子。國子監第一任祭酒(相當于今之大學校長)宋訥對學生單靠嚴厲立威，伙食很差，動不動就處罰，甚至出現學生餓死的慘狀。一個叫趙麟的學生受不了虐待，在學校里貼出一張壁報抗議。按照校規，這是“毀辱師長罪”，應該打一百大板充軍，但朱元璋聽說此事后，卻認為學生向師長抗議，此風不可長。競法外用刑。把趙殺了，并且在學校立了一根長竿，將趙麟的頭掛起來嚇唬其他學生！說來好笑，這個血淋淋的竿子一直豎在那兒，居然要等到明武宗出場，才被下令撤去。史籍上說，明武宗南巡，到了南京的國子監，看見這個竿子感到奇怪，問這是做什么用的呢？教員回答是掛學生腦袋的，武宗大不以為然。說了一句很樸實的“名言”：學校豈是刑場！撤掉吧，從朱元璋樹竿子到明武宗撤竿子，這根血淋淋的竿子一共豎了一百二十六年。

歷代史家都在贊頌明太祖怒斥明武宗，但對于一個只希望過安穩日子的平民百姓采說，如果硬要他在所謂洪武“盛世”和正德“衰世”中選擇其一，他的選擇恐怕不會那么簡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