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陳寅恪曾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而西方與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

據統計，北宋稅收最高達1.6億貫，占當時世界經濟總量的80%，換算成今日的美元，則當時的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元。這樣就使得都城開封成為世界上最大和最繁華的城市。那么，北宋作為中國封建歷史上一個王朝，為什么能成為世界經濟霸主？

從北宋以前各代歷史來看，大都是重農重政重軍抑商，而宋朝是中國古代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

宋朝自趙匡胤開創以來，即治坑礦、組織茶鹽開發。因而大量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投入商業經營和手工業生產中。民間經濟受到刺激，突飛猛進，創造了空前的財富，催生城市的繁榮。

宋代的貨幣形式與種類也很豐富。銅錢、銀錠是宋朝的本位貨幣。宋朝銅幣和鐵幣并用，有些宋幣含有合金成分。此外還有些銀質錢幣。宋代的錢幣無論是種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多最好的錢幣。特別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銀行的出現，更創新了金融管理體制！甚至銀行可以貸款、異地付款，就算是從近代來看都是非常先進的經濟管理體制。

宋交子

宋朝的立法也偏重了經濟。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輕民的傳統做法，義利并重，相當重視經濟立法。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專門設置了專賣法，如鹽法，酒法，茶法等法令，這對促進民間工商業發展至關重要。而且宋代的經濟法令，統一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是非常科學的法律法規，這些正確的政策導向使商業大潮興旺，商貿發展迅猛。

從手工業看，坑礦、茶鹽、造船、造紙、制糖、紡織、制瓷等都比唐代進步的多。宋的手工業除了產地擴大、產量增加以外，技術提高也是非常明顯。比如“糖冰”(冰糖)的生產技術、“單筒井”的開鑿、宋瓷的精良等，無不反應了技術的成熟和創新。而商業和手工業的興起，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農民，使他們投入于商業、手工業中。

北宋時期就已經開始大量開采金、銀、銅、鐵、煤等礦藏，而且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廠、加工工廠，如造船廠、造紙廠、印刷工廠、織布廠、火器廠，還有各地的官窯等等，可見當時的手工業之興旺是空前的！

早在北宋中國已懂得用燒煤煉鋼，大型手工業則雇傭幾百全職的產業工人，而政府的兩處軍工業聘用八千工人——這已經是重工業規模了！華北的鋼鐵業以1078年為例，年產達一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而老牌資本主義英國，1788年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

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其中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紙幣、垂線紡織，都得到大規模實際的運用，同時，還對瓷器工藝進行了重要改革，中國瓷器更加成熟，產品大量出口。航海、造船、醫藥、工藝、農技等也都達到了前所未有、后難比及的高度。

那么，北宋政府龐大的財政收入又是從哪里來的呢？這里有一組數字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熙寧10年(1077)，北宋賦稅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占30%，工商稅4911萬貫。這個數字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那邁進了。

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并不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這是其他王朝所無法比較的！宋朝財政年收入最高是一萬六千萬貫，一貫差不多是一兩銀子，也就是大約一萬七千萬兩。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央政府廢除了坊市的界限，鐘鼓樓也不再有晨鐘暮鼓之聲，也就是說對城市生活的限制完全取消了。這就使得東京開封城的夜市日益興旺，宋徽宗年間則臻鼎盛。據《夢華錄》所述，北宋后期的開封城里，條件好些的市井人家“往往只于市店旋買飲食，不置家蔬”的，夜市要鬧到夜半三更，而消歇一時，“才五更又復開張”，即便寒冬風雪抑或陰雨滿天，也不停市。看來，中國城市在宋代就很注重夜生活了。

從《清明上河圖》里也可以看出當時城市生活的多元化。譬如當時已有平民居所和貴族宅第的區分了，不少豪宅還租賃給赴京師游學的青年士子，并針對不同客戶有不同的房屋租賃，用今天的話說是細分市場;還有奢侈品商店，如畫中的“劉家上色沉檀楝香鋪”，賣的就是海運進口的高級化妝品和香料;氣派豪華的高級飯店，如“孫記正店”，不僅規模宏大，而且門前屋頂上都搭建了華貴的歡門彩樓，在這里，你能喝到東京最好、最貴的酒，八十文一角的羊羔酒和七十二文一角的銀瓶酒;開封城里的知名飯館很多，菜品亦豐，顧客可“任意索喚”，店內的小二也十分專業，“傳喝如流，便即制造供應，不許小有違誤”，上菜速度也快得驚人，“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碟，及舉杯則又換細菜”;此外還可見到市場里大胡子說書人正興致勃勃地說書，四下圍觀者頗不乏人。

按照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觀點，宋代在經濟方面取得了中國有史以來最為顯著的進步，造成一種現代經濟形態和物質文化生活的出現，但趙宋王朝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并不同體趨時，尤其是在整個社會準備未及之時，就“企圖以金融管制的技術作行政工具”，自然也就產生了日后種種矛盾之事。因此，在感慨《清明上河圖》的一紙寫盡千年繁華的同時，我們其實更該留心的，是張擇端在繁華背后的省思和擔憂，一個經濟高度發達、文化極其卓越的國家，如何最終在民物富庶中走向衰落荒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