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70年代，著名的宦官汪直曾經指著一位敢于不對他阿諛奉承的縣令罵道：“爾頭上紗帽誰家的？”縣令恢諧地回答說：“我的紗帽，是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胡同買的。”

一條鞭法改革，反映了賦役折銀的趨勢，同時又從賦役層面上進一步鞏固了白銀在國計民生中的地位。到明代后期，國庫收支是以白銀為主，而銅錢則降到了無足輕重的地步。國庫收支中銅錢的數量不到白銀的百分之一，甚至不及千分之一。這與宋代國庫收支以錢幣為主是完全不同的。明代的白銀，可以說籠罩在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

清初學者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說，為方便交易，“雖窮鄉僻壤，亦有銀秤”。這在從歐洲來的傳教士的記載中也可以證實。明末，一位名叫拉斯戈臺斯的神父記錄下了以下這樣的細節。他說：“每個中國人在購買東西時都會隨身帶著一把鋼剪，根據貨物的價格把銀錠絞成大小不等的銀塊，再用戥子稱出小銀塊的重量。人們在做這件事情時非常熟練，如果需要二錢銀子或者五厘銀子，他們往往一次就能鑿下準確的重量。”他還說：“在中國，連孩子們都會估量銀錠的重量和成色。人們會隨身帶著一個類似銅鈴的東西，里面裝著蠟塊，用來收集剪下來的銀屑。當銀屑積累到一定量的時候，人們把蠟塊熔化，就可以回收銀子。”

翻開明代的各種著述，關于白銀的記載隨處可見。萬歷年間浙江人張應俞曾經編撰了一部專門教人反詐騙的圖書——《杜騙新書》，記載了八十三個詐騙的案例，其中有七十四個案例涉及白銀買賣交易及詐騙之事。在明清小說中，也有大量的涉及白銀欺騙的事情。明代著名的小說家凌濛初在《初刻拍案驚奇》中，講述了一個詐稱會用“九還丹”制造白銀的騙子行騙的故事。顯然，到了16世紀，白銀已然涉及明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把自己的影子留在形形色色的著述之中。

英國歷史學家羅斯在《伊麗莎白時代英國的社會結構》中指出，16世紀下半葉英國出現了一個從中世紀那種相對靜止的狀態向以貨幣、市場和商業交換為基礎的更自由的、更具流動性狀態的迅速而集中的轉變。無獨有偶，這樣的一種巨變，在16世紀下半葉的明代中國也在上演。正如法國學者布羅代爾所說，“在貨幣的沖擊之下，任何社會都要脫胎換骨”。白銀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經濟環境中人們的心理平衡。以貨幣為核心的交換介入全部的社會關系后，就影響了人們的社會觀念。對于少數恪守儒家之道的明朝人來說，流動的商品和白銀攪亂了原有的社會秩序，明朝社會由明初靜謐的冬季，逐漸過渡到喧囂的春季、瘋狂沖動的夏季，并最后走到面目全非的秋季。在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編成的《歙縣志》中，作者很遺憾地感嘆當初那種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狀態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貿易紛紜，誅求刻核”的社會面貌。

從海外輸入的白銀連接著全球市場的生產和交換。大額的商品交換、廣袤的市場，加劇了整個社會對白銀的需求。然而，從宋到明，中國銀礦的產額略呈減小的趨勢。人們不禁要問，既然中國的銀產量很低，那么遍及中國大地的白銀，又是從哪里來的呢？答案是海外貿易。晚明社會的白銀主要來自日本和南美洲。明末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被稱作“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其中有一幅名為《倭國造銀錢圖》的插圖，講琉球諸國制造銀幣的工藝。然而，實際上，在宋應星所處的時代，人們接觸到的外國銀錢，除來自日本、琉球的白銀外，更多的是源自秘魯和墨西哥的白銀。明代小說家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蘇州府長洲縣的商人文若虛去海外經商，到了一個名叫吉零國的地方。當地人使用印有龍鳳紋、人物紋、禽獸紋、樹木紋、水草紋等各種紋飾的銀錢。文若虛便大量收購水草紋飾的銀錢。故事反映了明代一個很客觀的事實：白銀從海外的輸入。亞洲、歐洲、南美洲，彼此間因為海外貿易聯結到了一起，而白銀就像人體流通的血液一樣，潤滑著全球市場的生產和交換。

十五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歐的白銀產量急劇增加。在1460年到1530年間，在今天德國東部的薩克森、捷克中西部的波希米亞、匈牙利、奧地利的提洛爾等地，白銀的產出上升了大約百分之五百，每年約九十噸。日本的白銀開采量在16世紀后期迅速增長。據估計，從1560年到1600年間，日本每年出口的白銀約三萬三千七百五十公斤到四萬八千七百五十公斤。由于可以獲得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二百的利潤，大量的中國和日本商人以及葡萄牙人，通過澳門和長崎之間的航道，把日本的白銀帶到了中國。美洲的白銀是在16世紀40年代發現的。1545年，西班牙人在上秘魯(今玻利維亞)的波多西發現了非常豐富的銀礦;1548年，西班牙人又在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發現了銀礦。1570年代以后，這些新大陸開采的白銀，開始源源不斷地進入國際流通領域。

亞當·斯密說：“砂石礦產物的市場，很少擴到周圍數里以外，……而銀礦產物的市場，卻可以擴展到全世界。”這便是白銀的優越性。據說，第一艘滿載白銀用以交換中國絲綢和瓷器的西班牙大帆船，是在1573年來到馬尼拉的。除了生絲和瓷器以外，出售到馬尼拉的中國商品各色各樣，包括面粉、水果、腌制的豬肉、活禽、堅果、家具以及價格低廉的小飾品。中國的生絲、瓷器等商品，經由澳門、菲律賓的馬尼拉等中轉港，運往歐洲，而歐洲殖民者從美洲掠奪到的大量白銀，由馬尼拉大帆船源源不斷地運到馬尼拉，陸續流入中國。由今天墨西哥西海岸的阿爾普爾科，到菲律賓的馬尼拉，再到中國的澳門，構成了16、17世紀的“太平洋絲綢之路”。

太平洋絲綢之路，給中國輸入了大量的白銀。然而，在進入中國后，白銀便在這里沉淀下來。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談道：“白銀在全世界游蕩，直至流入中國。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對這一說法的一種解釋是，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的中國，需要大量的貨幣;另一種解釋是，中國人把白銀用于置田買地，或者儲藏起來。美國學者弗蘭克在其《白銀資本》一書中認為，17、18世紀全世界白銀產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國。大量的白銀流轉的數字表明，15—18 世紀的中國，依然是世界的經濟中心。

15世紀末期的地理大發現，讓16世紀進入一個全球化時代。亞洲、歐洲、美洲之間，開始實現密切的往來：交往的主要通道是海洋，而交流的主要媒介則是白銀。16世紀始，世界各地的商人們，都在使用源自美洲的西班牙銀幣作為標準的交換媒介。奧斯曼帝國、明代中國和印度，都用大量白銀來支撐他們各自的通貨體系。從此，原本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中國深深地卷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之中。然而，在同時期的非洲，仍然是以貝殼作為貨幣，而俄國一直到彼得大帝時代，仍然以毛皮作為貨幣。但是，富庶不代表先進。著名經濟史家吳承明先生評價彭慕蘭《大分流》時說：“18世紀，中國與西方比，無論在國富或民富上都勝一籌，至少旗鼓相當。但是，富的不一定先進，往往更保守。中國在科技和制度，尤其法律與經濟制度改革上，已落后于西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