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關后奉行首崇滿洲政策，給予旗人諸多法定特權，他們不但不服徭役，不納錢糧，還享有諸多經濟特權，長此以往，八旗日益衰敗。為了整頓八旗風氣，嘉慶、道光帝采取了很多措施。禁止旗人賭博，不許看戲，不許穿衣奢華，不許進茶館等，但都沒有真正改變京城八旗子弟的風氣。

清入關后奉行“首崇滿洲”政策，給予旗人諸多法定特權，他們不但不服徭役，不納錢糧，還享有諸多經濟特權，長此以往，八旗日益衰敗。再加上旗人的人口數量急劇增長，而原來的官位和八旗兵額也都已經飽和，新增旗丁便很難再按照原來的辦法授予官職，甚至連土地都很難再分到了。結果，八旗內部的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旗人由于長期脫離生產，出征作戰的次數也日漸減少，固有的純樸尚武風氣慢慢退化，而在生活上追求奢華，不少人游手好閑，無所事事，四處惹是生非，甚至打架斗毆，為非作歹。為了整頓八旗風氣，嘉慶、道光帝采取了很多措施。禁止旗人賭博，不許看戲，不許穿衣奢華，不許進茶館等，但都沒有真正改變京城八旗子弟的風氣。

京城旗民聚賭自康熙朝以來就屢禁不止，但當時內城還算清凈，尤其是在旗人官丁中還沒有那么普遍。但到了乾隆后期和嘉慶時期，旗人聚賭風氣愈演愈烈，甚至內城也是如此。更糟糕的是，旗人聚賭的背后還有諸多王公大臣的庇護。嘉慶七年(1802年)正月，出現“袁錫聚賭案”。嘉慶帝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理此案，對涉案人員進行了嚴懲。令嘉慶帝氣憤的是，負責京城治安的步軍統領明安對此事竟然一無所知，事后又經鄂羅錫葉勒圖說情，通過家人出面，接受袁錫賄送的500兩白銀。后來聽說風聲很緊，才將受賄的白銀吐出。鄂羅錫葉勒圖、袁錫都是朝廷官員，而且作為步軍統領的明安收受賄賂，包庇賭博。明安、鄂羅錫葉勒圖、袁錫等人都被革職拏問。

嘉慶十六年(1811年)，嘉慶帝又對京城旗人聚賭案件進行了集中查處。先是御史韓鼎晉奏報，內城聚賭之處甚多，而且很多都是諸大臣的轎夫領頭開局。嘉慶帝立即令大學士祿康及英和負責查辦，當即查知有一個杏花天賭場，甚至還有兵部尚書明亮的轎夫參與。但等到緝拿時，聚賭之人早已逃散。嘉慶帝感覺到這起聚賭事件有蹊蹺，立即召見明亮當面質詢，明亮說他懷疑祿康的轎夫也在其中。嘉慶帝于是改命英和與桂芳負責查辦此事，經開局轎夫頭徐四核實，祿康的轎夫的確也參與了聚賭。

后經英和、桂芳查實，徐四等人自從嘉慶十四年起就經常開設賭局，這使嘉慶帝感到非常震驚。本來，轎夫開局聚賭，有一案懲辦一案即可，但問題的嚴重性在于，明亮、祿康這些身居高位的大員、要員，不僅未能管束自己的下屬，而且千方百計地對其予以包庇，這是嘉慶帝絕對不能容忍的。最后，嘉慶帝嚴懲了明亮和祿康。此案的首犯徐四等人處以永遠枷號，游示九門。參與聚賭的各犯，枷號一年，期滿后發往極邊充軍。接著，嘉慶帝又連續查處京城聚賭事件十余起。嘉慶帝命令將所有查到的聚賭房屋罰沒入官，并規定以后若再有開賭者，除沒收房棚，還要治房主之罪。如果租用的是官房，則要追究經管之人。

這次查賭結束后，嘉慶帝又把對賭案負有管理責任的官員全部予以處罰，兵部尚書恭阿拉、內閣學士和世泰、右翼總兵本智等人，都被降職。即便是負責查賭的英和，雖然辦案有功，但他是戶部侍郎、京營左翼總兵，而查獲的參賭旗人大多隸屬左翼，因此也難辭失察之咎，受到革職留任的處分。到了道光朝，京城旗人聚賭的問題依然嚴重。道光二年(1822年)十二月，甚至有太監家屬在圓明園附近開設茶館，招引附近旗民飲酒聚賭。道光五年，閑散宗室福山等人召集無賴聚賭，被革去四品頂戴，發往吉林。諸如此類，層出不窮。

嘉道時期，朝廷力圖整治旗人習俗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嚴禁旗人官員看戲。嘉慶朝曾多次下此禁令，但收效甚微。自清初以來，內城就禁止開辦茶園、酒樓、戲館等，但后來禁令難以執行，內城也有不少地方辦起了戲園。為了防止旗人沉迷奢華娛樂的生活，嘉慶嚴禁內城開戲園。就在嘉慶帝親政當年的四月，他發現城內戲館越來越多，八旗子弟征逐歌場，沉迷其中，消耗靡費，不僅習俗日漸浮蕩，而且生計日見拮據，于是下令將城內戲園全部關閉。

當時負責京城警衛的步軍統領定親王綿恩認為，唱戲作為一種太平盛世之事，不宜禁止。嘉慶帝駁斥說：“夫太平景象，豈在區區歌舞為之粉飾？”而且，嘉慶帝認為，在管理戲園的過程中，每個地段的人員還借機勒索，其中也不乏步軍統領衙門中的官員，因此，嘉慶態度堅決地關閉了內城戲園。對于旗人唱戲，嘉慶帝也是嚴厲禁止。嘉慶十一年(1806年)十一月，御史和順奏稱，有旗人加入戲班唱戲，嘉慶帝認為，旗人唱戲簡直就是甘為下賤，要求和順具名指證，到底是哪些旗人登臺唱戲，姓甚名誰，以便查辦。

和順回奏說有圖桑阿等六個旗人參與唱戲，是他有一次騎馬路過戲園時，遠遠看見的，后又說是他的家人在戲園看戲時所見。和順所言前后矛盾，因此，嘉慶在查辦圖桑阿等人唱戲的同時，又挖根究底，查清和順為何前后矛盾。嘉慶帝首先命祿康將和順所舉報的唱戲旗人捉拿到案，經審訊，唱戲旗人說廣成茶園看座的王大以前經常看到和順到院內聽戲。于是又將王大傳來，讓和順與其他官員站在一起，讓王大辨認，結果王大立即指認出和順，而且供稱和順曾經在戲館與他人爭搶座位，發生口角。于是，軍機大臣又詢問和順，和順辯稱他是在嘉慶十一年夏天去衙門的路上，路過西單牌樓戲園時，曾進去看了一下，而且他未戴頂帽，進戲館是為了秘密查訪到底有沒有旗人唱戲。嘉慶帝認為和順狡辯，不但違禁看戲，而且與他人爭搶座位，之后為了公報私仇，才上奏舉報有旗人唱戲，于是將和順革職，發往吉林當差。

和順舉報的參與唱戲的旗人圖桑阿、烏云珠、德泰、全魁、李惠等人，都是八旗官兵，嘉慶帝斥責他們甘與優伶為伍，玷辱旗人顏面，于是全部銷去其戶籍，發往伊犁充當苦差。進入道光朝，道光帝采取的措施比嘉慶朝還要激進。比如，道光元年(1821年)四月，御史馬步蟾甚至奏請禁止在外城開設戲園、戲莊。其實，除京城前三門外，原來并不禁止開辦茶園、戲館。道光帝明知這種做法并不可行，仍然諭令步軍統領衙門、五城衙門操辦此事。

無論是嘉慶還是道光，禁止開戲園、禁止八旗官員看戲，其目的都是為了“杜奢靡而端習尚”。他們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謂不多，懲罰也不可謂不嚴厲，但最后都沒能達到目的，也沒有真正讓旗人回到純樸、尚武的過去，八旗腐敗、世風日下的問題依然存在。為什么呢？問題在于看戲這種文化娛樂活動，并非社會風氣敗壞的根源。看戲、唱戲，作為一種文化娛樂活動，一味禁止，并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它的禁止，也不能帶來整個社會矛盾的消除。八旗戰斗力的消失，八旗生計的困難，八旗官場的腐敗，關鍵在于“首崇滿洲”的體制，而不在于旗人看戲、唱戲。這也是嘉慶、道光朝很多措施并不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八旗風氣敗壞，根本問題在于旗人的生存全部依賴國家，而不從事生產。再加上這一時期八旗人口激增，不光是普通旗人的生計成了問題，就連宗室也是困難重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嘉慶帝一開始并沒有從根本上入手，而是繼承了康、雍、乾三朝都曾經實行過的增加養育兵額的方法，從皮毛上著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嘉慶十年(1805年)，嘉慶帝決定在八旗正額之外，增加養育兵額，以緩解旗人人口增加而生計日艱的問題，并一次性增加了3000名兵額。嘉慶十一年，為了進一步改善生計，嘉慶帝準備恢復已經裁撤很久的天津滿營舊制，此議因財務困難，遭到臣下反對，未能成行。

為了解決經費問題，嘉慶帝還將內務府閑款20萬兩和戶部撥銀50萬兩交給商人生息，用每年的84000兩利息，在滿八旗、蒙古八旗、圓明園、內外火器營、健銳營、內務府三旗、圓明園包衣三旗中增設養育兵數千人。增加養兵額，畢竟數量有限，對于人口日眾的八旗子弟來說，是僧多粥少，不能解決大問題。而且這些養育兵拿到錢后，很快就揮霍一空。到了道光朝以后，這種從京旗挑選養育兵的做法基本就停止了。既然增加養育兵的辦法無法解決問題，嘉慶最終決定鼓勵旗人開荒種地，自食其力，逐步改變過去那種游手好閑、不事勞動的寄生生活。嘉慶帝的這一措施，才真正抓住了八旗問題的關鍵。[]

嘉慶十七年(1812年)，嘉慶向軍機大臣諭令，要求吉林將軍賽沖阿籌辦此事，但賽沖阿并未盡心籌劃。嘉慶十九年(1814年)，嘉慶帝改派富俊為吉林將軍，才有所進展。富俊到任后，建議嘉慶帝先屯田，然后再從京旗中派人耕種。這種做法得到嘉慶帝贊賞。至道光元年，雙城堡三屯墾田9萬多坰，移駐京旗3000戶已經不成問題。富俊計劃每年移駐200戶，官府發給房屋、牛具。但京旗對于移屯并不積極，兩年僅移駐28戶，四年移駐53戶，五年移駐76戶，八年移駐85戶，遠未實現目標。由此可見，在八旗特權沒有取消的情況下，如果朝廷還繼續提供恩養的政策，旗人就不會有積極性去東北墾荒種地。旗人不愿意種地，當官、當兵，名額又不夠，那能不能干別的呢？比如從事商業、開礦之類的活，旗人能不能干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十一月，御史羅家彥上奏，建議旗人可以從事紡織業，但這一建議遭到了嘉慶帝的反對，還反過來批評羅家彥“竟欲更我舊俗”。

與嘉慶朝相比，道光朝稍微放松了對旗人的人身控制，準許他們自謀生計，但是限制仍然很多，比如規定京師旗人不得隨意外出，如果外出，要告假存案，并在規定時間內回京。由此可見，清代旗人雖然享有各種特權，但也同樣受到嚴格管制。八旗問題重重，京旗的問題尤其嚴重。由于未能改變“首崇滿洲”、“以清語騎射為本務”的思想，朝廷所采取的種種措施只能是隔靴搔癢，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