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至5月間，《光明日報》連續刊登了四篇論文：《楚歌及楚辭》《〈離騷〉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和《〈離騷〉以外的“屈賦”》，懷疑包括《離騷》在內的諸多作品并非屈原所作，而將著作權歸諸西漢的淮南王劉安及其身邊文士。論文的作者朱東潤晚年回憶說。此事緣于和葉圣陶的通信，“圣陶問我最近有些什么著作，我說有是有的，是關于《楚辭》的四篇文章，不過論點的爭執太多，不宜發表。圣陶說給他看一下也不妨。我這就把文章寄去”(《朱東潤自傳》第十二章)。沒想到老朋友先斬后奏，沒有征詢他的意見，就轉交給《光明日報》發表。

書生氣十足的兩人起初或許并不覺得此舉有多不合時宜，更未曾料到居然會激起軒然大波。沒過多久，郭沫若就率先發表評論，居高臨下地呵斥道：“這樣的考證是很成問題的，但是也有它的淵源。它的淵源是什么呢？就是胡適！……這種研究方法是標準的唯心主義，得不出正確的結論是無足怪的。”

(《評〈《離騷》以外的屈賦〉》)在當年的特殊形勢下，這樣的宣判足以令對手膽戰心驚。據朱東潤說，“從5月到6月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自己上陣，并組織楊樹達、沈知方兩位先生同時出馬，先后發表了五篇文章。這一次形勢很危急，經過一番考慮以后，我覺得最好是閃開一著，讓這三位撲一個空”(《朱東潤自傳》第十二章)，自忖得不到公平辯論的機會，只能忍氣吞聲，委曲求全。

不過要說楊樹達是被“組織”來的，也許未必符合實情。因為位高權重的郭沫若不僅斬釘截鐵地斷言：“無論從史實上、思想上、文藝上來說，把淮南王劉安認為《離騷》的作者，是沒有辦法可以成立的。”(《評〈《離騷》底作者〉》)還用很輕慢的口吻說道：“關于這些方面的研究，并世學者已經寫過不少的文章了。

然而到了今天朱先生卻依然篤信胡說而一概不管，而且還要把胡適的歪風更進一步展開，這卻不能不使我們驚嘆！”(《評〈《離騷》以外的屈賦〉》)儼然已經覺得穩操勝券，根本用不著再約請幫手。退一步講，即便要“組織”，也該是《楚辭》研究方面的專家，而非并不以此見稱的楊樹達。

楊樹達于當年日記中也曾述及此事，如5月31日那天說：“草《離騷傳與離騷賦》。”并撮述文中要點;到了6月12日又寫道：“九日《光明日報》來，《學術》欄已登余《離騷傳與離騷賦》。”(《積微翁回憶錄》)如果真是受到邀約，恐怕不會不記上一筆——在半年前的日記中他就提過：“閱二十日《光明日報·學術》副刊二十六號，載余《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證》。此去年七月寄與郭鼎堂者，由郭代投也。”(同前，1951年1月24日)并未諱言其事。而從《離騷傳與離騷賦》來看，楊氏意在“討論劉安做的究竟是《離騷傳》，還是《離騷賦》”，盡管以駁正朱東潤為主，但也附帶批評了郭沫若，稱其“似乎欲折衷于傳、賦之間，有遷就賦字的意思”。

并說“我對于此問題的見解，和郭沫若微有不同”，還提到“郭先生說：太史公作《屈原傳》，曾參考《離騷傳》。據我看，這篇《屈原傳》可能全本《離騷傳》，不僅止參考罷了”，屢屢指出郭氏的訛謬，哪有這樣幫腔助陣的？

另外可資佐證的是作家出版社在1957年編輯出版《楚辭研究論文集》，“收輯的范圍很廣，凡可備一說、足資參考的，當時有過一定影響的，概行收入”(《出版說明》)，其中也包括朱東潤、郭沫若和沈知方三位在此次論爭中的全部論文，唯獨缺了楊樹達這篇。而此文絕非泛泛之作，楊氏本人也相當滿意，不僅說“詹安泰讀余《離騷傳與離騷賦》，謂郭沫若不及也”(《積微翁回憶錄》1951年6月20日)。

為了精益求精，又在次年“改撰”(同前，1952年3月12日);還指出“閱郭沫若《奴隸制時代》，討論《離騷傳》文字，謂淮南王傳或是賦體之說為余糾正者，已改易其說矣”(同前，1952年10月29日)。最后不但將其收入《積微居小學述林》，還在晚年寫定的《漢書窺管》中迻錄其要旨。如果文章最初確由郭沫若“組織”而來，出版社照理不該出現這樣的疏漏。

而對朱東潤，楊樹達非但不陌生，先前還頗有佳評。他在日記中曾提到：“閱《學原》第十期載朱東潤《公羊說故》，頗好;惟于《論語》‘夷狄之有君’一章，未明其義，誤解耳。”(同前，1948年6月10日)楊氏精研《春秋》，曾“以是經設教”，且在講授過程中，“以《公羊傳》義為主”(《春秋大義述·自序》)。可知對《公羊傳》極有心得，加之他在日記中對時人經常恣意褒貶，毫無掩飾，足見“頗好”之評絕非浮泛之論。至于指摘朱氏“誤解”，當指《公羊探故》中所說的“假如我們要從《公羊傳》以窺《春秋》底微言大義，第一件引起我們注意的便是團結諸夏抵抗異族這一點。……這里更流露了那番對于異族深惡痛絕的精神”。而楊氏則認為：“《春秋》之義，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為夷狄，則夷狄之。

蓋孔子于夷夏之界，不以血統種族及地理與其他條件為準，而以行為為準。”(《論語疏證》)兩人或強調血統種族，或注重行為表現，的確存有分歧。不過關于《論語》此章所言本就見仁見智，況且朱氏還特別強調“《春秋》主張團結諸夏抵抗異族，這便很和近代的民族主義類似了”，無疑別有深意寄托其中。

楊樹達在撰著《春秋大義述》時也曾感喟道：“晚遭大難，自恨書生，不能執戈衛國，乃編述圣文，詔示后進。故本編以《復讎》《攘夷》二篇為首，惡倭寇，明素志也。”(《春秋大義述·凡例》)揭橥過類似的意旨，對朱氏的良苦用心應該不難體會。

楊樹達參與這次圍繞屈原的論爭，顯然抱著相互切磋的初衷，因此并不做應景的表態或粗暴的批判，而是細致考辨《漢書》所載淮南王劉安“為《離騷傳》”的具體所指。他最后得出結論：“劉安的《離騷傳》只是泛論大意的文字，其非訓詁式的方式”，但后世“只知道有訓詁式的傳，不知道有西漢通論式的傳”，于是誤認為“傳當為傅，傅與賦古字通”。

遂將劉安的“離騷傳”附會成“離騷賦”。文中還提到：“照朱先生的話，《離騷》是由劉安作于漢武帝初年，如果朱先生不能來一個考證，斷定賈誼的《吊屈原文》是偽造的話，那么，便是死了三十多年的賈誼，忽然還了魂起來讀劉安做的文字。”看來仍希望朱氏能夠提出新的佐證，否則很難令人信服。

在遭到郭沫若等人的批評后，頗有狷介之氣的朱東潤私下并未服輸，又接連寫了兩篇文章，其中《〈史記·賈誼傳〉疏證》認真考索了該篇傳記，認為其作者“不一定是司馬遷”，而且《吊屈原賦》的作者也“不一定是賈誼”，明顯是為了回應楊樹達的質疑。其實，今本《史記》并非悉數出自司馬遷之手，《屈原賈生列傳》是否可靠——甚至有無屈原其人——歷來便有爭議，對此進行探討本無可厚非。

但這兩篇答辯性的文章最終卻并未公開發表，用朱東潤的話來說，“不應戰是客觀形勢使知識分子采取了必須采取的態度，不是我的聰明，同樣也不是我的怯弱”(《朱東潤自傳》第十二章)。

然而正因為缺乏自由、平等和寬容的環境，被褫奪了即便是“異端”也應該享有的權利，才導致朱東潤“冤枉”了楊樹達，誤以為他也是被“組織”來的。雖然在“形勢很危急”的時刻產生如此聯想也屬人之常情，但在楊樹達“撲一個空”之后，雙方也失去了本可深入交流的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