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一：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促使清政府不得不進行了一些改革，這些改革促進了同光中興的發生。當時的清政府剛剛從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泥潭中掙扎出來，可以說是從內憂外患并存的局面下獲得了改革的動力，因此光緒帝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興辦洋務，派遣留學生，任用賢臣等等措施對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原因二：資本主義列強使用自己的堅船利炮打開了清政府緊閉的大門，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被迫開放通商口岸，使得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傳到了中國，資本主義民主思想在當時的思想潮流中占據著一席之地，這些都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展，清政府也順應潮流開辦了許多實業，適應性的進行了很多改革。

原因三：同治皇帝和光緒皇帝統治期間清政府內部出現了很多的賢臣，這些賢臣比較的能干，比如恭親王、曾國藩、李鴻章、胡林翼、張之洞等等，這些人都對當時社會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古老王朝的回光返照

1861年1月11日，躲避英法聯軍逃到熱河、一病不起的咸豐帝，批準了恭親王奕會同軍機大臣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設立總理衙門，“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在圓明園被付之一炬、老大帝國面臨危急存亡之際，旨在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終于千呼萬喚始出來。

在奕、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中堅人物看來，富國強兵乃是洋務運動的核心目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李鴻章寫給曾國藩的信中提到：“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于是，這些手握軍權和財權的洋務派大員們把強國的希望寄托在練兵、制器之上。

1865年9月20日，李鴻章在上海設立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這是清政府開設的規模最大的近代軍工企業。據有關資料記載，從1867年到1893年的20多年間，江南制造局共制造輪船8艘，各類槍約5萬余支，各種炮270尊，水雷500余個，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近代化煉鋼廠，增強了國防力量，培養并造就了一批技術人才。

由于辦理洋務需要精通外語的人才，京師同文館也應運而生。1862年，同治帝批準創建京師同文館，成為清末最早的洋務學堂。起初只有英文館，后來增加了法文館和俄文館。隨著工業水平的提高，對各學科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大。不久，同文館又增設了天文館、化學館、物理館以及醫學、制造編繪各館。

軍事工業的發展，深受經費短缺的困擾。19世紀70年代后，洋務派在“求強”的同時，也開始興辦冶煉、紡織、航運、鐵路等諸多民用企業，尋找“求富”之路。官督商辦的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等企業紛紛建立。

隨著西方列強在北京設立大使館，各國使節、商賈、冒險家也帶著北京人從未見識過的洋玩意兒來到北京。“洋布”、“洋火”、“洋卷煙兒”成為街頭巷尾商鋪里熱銷的商品。拉洋片，則成為當時北京街頭備受歡迎的一種表演。北京城里商業繁榮，百業興旺。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年年攀升。危如累卵的大清國，竟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出現了一派中興氣象，以至于曾國藩在奏折中把這一景象稱為“同光中興”。

1867年至1872年，蘇格蘭攝影師約翰·湯姆遜正在中國游歷。他用手中的照相機記錄了當時正在變革中的大清朝，他鏡頭下北京這個古典都城的典雅與靜謐，也記錄下普通北京百姓面對洋玩意兒時的新奇與熱情;他不僅記錄下了主持洋務運動的朝廷大員的精神氣質，也記錄了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在他的鏡頭中，不僅有生活精致的中上層人士，也有衣不遮體的街頭乞丐。他鏡頭下的北京，生動、立體，既不虛美，也不隱惡。人們既可以看到一個變革的時代，也能看到“中興”背后那些不堪的現實。

所謂“同光中興”，只是一個老病帝國的回光返照。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大清國被一向蔑視的蕞爾小邦日本打得毫無還手之力，“中興”夢碎，等待它的是一場疾風暴雨式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