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來，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quán)”好像很瀟灑，很輕易，令人真有那種“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感覺，似乎不費什么勁，手腕多多的趙匡胤便將這件原本應(yīng)該非常棘手的事情給搞定了。但在實際上，趙匡胤卻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從國家或民族利益的角度來看，應(yīng)該說，趙匡胤聰明反被聰明誤，“杯酒釋兵權(quán)”完全是他的一大政治敗筆，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政治錯誤。這里，且不說“杯酒釋兵權(quán)”將一幫能征善戰(zhàn)的武將手中軍權(quán)剝奪了，讓他們靠邊站，對大宋帝國來說，無異于是自斷己臂，自殘己足，作繭自縛，宋朝后來的飽受外族欺凌與蹂躪完全與此有關(guān)，單就“杯酒釋兵權(quán)”所開的一代風(fēng)氣而言，其后果就真的是很嚴(yán)重。

仔細(xì)想想，“杯酒釋兵權(quán)”其實是宋太祖趙匡胤與整個武將集團(tuán)的一場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作為博弈雙方的任何一方自然都不可能無本生利，不付代價。很顯然，在這場政治博弈中，武將集團(tuán)所付出的代價是從此失去了手中的“兵權(quán)”，而這“兵權(quán)”當(dāng)然不是白白失去的，它所換來的則是皇帝趙匡胤金口許諾與賞賜的奢侈與享樂。史載，在“杯酒釋兵權(quán)”時，趙匡胤曾開導(dǎo)眾武將說：“人生苦短，白駒過隙。眾愛卿不如多積金寶，廣置良田美宅，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如此，君臣之間再無嫌猜，可以兩全。”那話的意思是再明顯不過了，只要眾將放下武器，不掌兵權(quán)，不再對他趙匡胤的皇位構(gòu)成威脅，那么，其他一切都好說，想要什么都行。

僅此可見，趙匡胤在“釋兵權(quán)”時，表現(xiàn)得非常地慷慨——當(dāng)然是慷國家、民族之慷，用《宋史·石守信傳》的原話說就是“賞賚甚厚”，給眾武將開出了極為優(yōu)厚的價碼。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所謂的“杯酒釋兵權(quán)”，說白了，其實不過是宋太祖趙匡胤“以腐敗換兵權(quán)”罷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杯酒釋兵權(quán)”，不啻是趙匡胤給整個武將集團(tuán)頒發(fā)了一張“腐敗許可證”。由于有了皇帝親自頒發(fā)的這張“腐敗許可證”為庇護(hù)，所以，從那之后，武將們都“理直氣壯”地進(jìn)行腐敗。據(jù)史料記載，太祖的武將們幾乎清一色的都是些貪財好色之徒。

這里，不妨對太祖時期的一些著名武將的貪墨情況作一簡要列舉：如史書上稱石守信“累任節(jié)鎮(zhèn)，專務(wù)聚斂，積財巨萬”;王全斌“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縱兵大掠蜀中;王仁贍破蜀之日，“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楚昭輔“頗吝嗇，前后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嘗引賓客故舊至藏中縱觀，且曰：‘吾無汗馬勞，徒以際會得此，吾為國家守爾，后當(dāng)獻(xiàn)于上。’及罷機(jī)務(wù)，悉以市善田宅，時論鄙之。”崔彥進(jìn)“頻立戰(zhàn)功，然好聚財貨，所至無善政。”曹翰“貪冒貨賂。”張鐸“州官歲市馬，張鐸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萬貫，及擅借公帑錢萬余緡，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餅。”田景咸“性鄙吝，務(wù)聚斂，每使命至，惟設(shè)肉一器，賓主共食。”王暉“性亦吝嗇，貲甚富，而妻子飯疏糲，縱部曲誅求，民甚苦之”……

必須指出，太祖時期的一些武將在內(nèi)心中——起碼在最早的時候其實并不想貪污腐敗，但因為害怕過于潔身自好被趙匡胤懷疑有不臣之心，于是便只好“作秀”，故意裝得自輕自賤，自甘墮落的樣子。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員仁將，雖作戰(zhàn)勇猛，但一向重義輕利，可是，自從“杯酒釋兵權(quán)”事件發(fā)生后，他忽然頓悟，從此開始追求聲色犬馬，瘋狂聚斂財物，對他的這一“表現(xiàn)”，《宋史》如此評價道：“豈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話說得很透徹，原來他老兄不過是像當(dāng)年秦朝大將王翦那樣，在出征滅楚途中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慮，故意“自污”罷了。

而另一位武將王全斌，史書上也說他以前一直表現(xiàn)很好，為人素來“輕財重士，不求聲譽(yù)，寬厚容眾，軍旅樂為之用”，可是，“杯酒釋兵權(quán)”后，他竟像換了個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帶頭，放縱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嗟，致群盜之充斥。”很顯然，王全斌的這種反常之舉也是為了自污求保。因為，在他以為，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間升至無以復(fù)加的程度，到了這種地步，太祖趙匡胤已經(jīng)賞無可賞，如果不來一場聲勢同樣浩大的“自污”之舉，因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會有什么好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