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倭寇有個怪現象，那就是十個倭寇中有九個是中國人。那么，為何會出現這種狀況呢？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余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柜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拼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御。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采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采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并記錄成書。對于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歷年間編寫《虔臺倭纂》的官員謝杰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當時一個昆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后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臺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夸大了。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于貪酷，困于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泄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采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伙四十余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后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采令采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余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發而椎髻向后，“發型”和真倭并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托言倭奴，而其實出于日本者不下數千，其余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里有篇關于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發，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發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于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于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于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歷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里，從賊中“迫于貪酷，困于饑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饑寒貧困的根源在于“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么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并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于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么忍饑挨餓，要么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占，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制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仆，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杰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恒滿載而去。”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