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皇帝長期不上朝原因何在？網絡里、書本上，許多朋友都研討過《萬歷皇帝30年不上朝》的原因，見仁見智，各有說法。筆者作為明史愛好者，也想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我們知道，萬歷皇帝親政之初，還是很勤勉的，他按部就班做了不少事情。即便是后來，他也不能說就是平庸之輩。

畢竟他執政期間，親自布置完成了萬歷三大征(指在東北、西北、西南邊疆幾乎同時開展的三次軍事行動：平定哱拜叛亂;援朝戰爭;平定楊應龍叛變)。萬歷皇帝是何時起不上朝的？據載，萬歷十四年后，神宗就開始連續不上朝。自萬歷十六年后，常朝也經常看不到神宗身影。

萬歷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為由免去元旦朝賀，此后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視朝。神宗整日在深宮中不理政事(但并非不關注國家大事，畢竟他是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長達48年)，沉浸在花天酒地中。每年不僅進行選美，還好營建，經常大興土木，他廿一歲時就開始籌建自己的陵園。

總結歷朝歷代沸沸揚揚的不同見解，歸納古今中外紛紛擾擾的各類評價，對萬歷皇帝何以不上朝的原因，不外乎主要是三種(報復說、逃避說、吸毒說)。其實，筆者覺得導致萬歷皇帝長期不上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綜合性的，不能單純歸結為某一類，而是諸多因素摻雜其中相互起作用的結果。

其一，萬歷皇帝不上朝，是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在神宗看來，皇帝既要親政，大臣們就應當無為;皇帝既要無為，大臣們就更應當謙遜地表示順服。可是，皇帝這個萬人之上的權威，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成為封建體制乃至封建時代的一大悲劇。而萬歷皇帝又生逢末世，更難以擺脫這種體制的扼殺，徒添其悲劇的色彩。

當時，皇帝再也不像人們曾經認為的那樣，是封建社會最高權力的擁有者，而是受到眾多因素制衡，尤其是受到文官集團的許多制約。一般講，明朝的政治體制和權力制衡，已與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來的皇權與相權之間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結束，文官制度卻日益成熟，勢力日益穩固，同時也更趨保守。

所以，中央的權力爭奪已從皇帝和宰相之間變成皇帝和龐大文官集團之間的紛爭。從萬歷皇帝與文官集團的博弈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歷雖僅一人，但他是皇帝，擁有很大的權力;文官集團雖人數眾多，但單個權力不大，且未必團結一心。只不過，當他們在與皇帝的斗爭中為了維護集團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暫時擰成一股繩共同發力。

這樣的一種政治環境，讓萬歷皇帝很是無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間，透過東林黨爭和國本之爭兩件大事，已經發現君主想做點事情，就會被文官不厭其煩進行阻撓阻擋，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種“君愿不能遂，還要受人擺布”的悲觀情緒，逐漸喪失了年少時候對治國的熱情、對社稷的關注。于是乎，在與文官不斷抗爭卻常常不起作用的情況下，干脆選擇了“無聲的抗議”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其二，萬歷皇帝不上朝，是對當時現狀的一種逃避。黃仁宇在其撰寫的《萬歷十五年》文末中總結，“1587年，是為萬歷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里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歷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從這段文字里，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的現狀，那就是明朝社會此刻已經一塌糊涂，文臣多貪婪，武將多怕死。所謂的“東林七君子”，其實是腐儒誤國。試想，身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貴不可言，大權在握，卻令不能行、禁不能止，連個心腹干將都沒有，成為了真正的“寡人”一個，又能奈現狀如何？若與天下士子為敵，神宗不僅沒那個氣概，也沒那般能力。

唯有“眼不見心不煩”，選擇逃避的方式，尚且可過得安生些。其三，萬歷皇帝不上朝，是對言官制度的一種抵抗。明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后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盡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

明代再殘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極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頓而已。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風是，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辭唯恐不夸張，往往憑借著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關心的并非所論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借刻薄的言辭嘩眾取寵，一舉成名。通過罵皇帝、罵重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

所以，那個時候，不僅皇帝常常被罵，就連明朝各位名臣，也沒有一位能夠不挨言官“罵”，如海瑞、楊漣、左光斗、張璁、夏言、徐階、高拱、張居正、申時行等等，都深受其苦。其實，那些喜歡罵人的言官，也不斷會被人罵。在一個以“罵”人為榮耀、被“罵”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實在事，就暗藏悲劇在其中了。

明亡于萬歷皇帝的說法由來已久。《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趙翼《廿二史札記·萬歷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清高宗乾隆在《明長陵神功圣德碑》中則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鉆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評價，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于緣于萬歷皇帝30年怠政，表現在其所謂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上。按說，萬歷執政前10年，是明朝中后期一個輝煌瞬間，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他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細細分析，若說被言官罵成如此，并不為過。

自從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歷皇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歷皇帝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而受到了革職為民的處分后，給萬歷皇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只能裝聾子不理睬。

到后來，萬歷皇帝見怪不怪了，就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選擇了“六不做”，任由言官去罵吧。本來敢于諫言、勇于諫言、善于諫言，是件好事，盡人臣之責，是關心社稷，是件好事，但無端放縱，獎罰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進諫的本意，最終反倒嚴重干擾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就本末倒置了，反為不美。這很值得我們今天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