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禮儀之爭，指是的17世紀到18世紀這段時間期間，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就中國傳統禮儀是否違背天主教義而展開的爭議。據說直到1939年，羅馬教廷才撤消了關于禁止中國教徒祭祖的禁令。從歷史上的角度來說，中國禮儀之爭可以說是中國天主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那么中國禮儀之爭發生的背景又是什么呢？

早在1582年的時候，在意大利的一位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以及利瑪竇一同來到了肇慶，從而為近代天主教步入中國拉開了序幕。

于1644年的時候，當時正直清兵入關，那個時候的天主教已經不如中國有62年的時間，并且期間，傳教士湯若望在他人的協助下編制一套歷法，獲得了清朝朝廷的信任，在此之后天主教開始一迅猛的腳步在中國發展。同年的時期，就耶穌會住院就有38所，其中耶穌會士來華的人數也累計到了82人，關于全國的教堂也已經將近156座，教徒約達245000人之多。

一年之后，楊光先發表了一文《辟繆論》，并在文中大力批評傳教士湯若望的歷法不準。再加上朝廷大臣鰲拜不滿漢人以及外邦人參議朝政，于是支持楊光先，將湯若望收押獄中，天主教在華發展直挫，史稱“歷獄”。

康熙執政后，將大臣鰲拜打敗，重新開始重用外邦人。對于這一時期來說，可以說是傳教士在中國的蜜月期。在1692年的時候，康熙還曾下過一道容教令，這一密旨則標志著傳教士的勢力攀上高峰。

中國禮儀之爭原因

對于歷史上的“中國禮儀之爭”，它具體是指在17—18世紀的時候，基督教傳教士就對于中國傳教方略所進行的一系列的爭論和文化碰撞，中西雙方當時未能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從而導致了文化交流中斷。那么“中國禮儀之爭”出現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根據歷史的相關記載說，“中國禮儀之爭”之所以會出現，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當初耶穌會傳教士在進入中國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有一定的看法，也正是這個原因，“中國禮儀之爭”這一事件登上歷史舞臺。

當初作為“中國傳教活動的真正奠基人、以及中國傳教史上最重要人物”利瑪竇就曾以他的淵博知識和對中國儒家經典的了解，加上他充分的耐心與適應性，獲得了中國士大夫的信任與贊賞，從而取得了根本成功。但是，后來的一些傳教士對待耶穌會并不是善意的。即便是教皇使節曾多次的出使來到中國，處理禮儀之爭的矛盾，但全部都以失敗結束。直到在1939年的時候，禮儀之爭的矛盾愈演愈烈。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畢竟當時傳教士傳播到中國的一些“科學技術”在根本上并不能滿足中國邁向近代化的需要。也正是這樣的原因，使得外來文化與我國文化再一次受到了沖擊，禮儀之爭的矛盾也就相對的來說更加激烈，日益凸顯。

中國禮儀之爭影響

對于發生在18世紀初的“中國禮儀之爭”來說，雖然在儒家文化與以基督教文化為主的西方文化接觸的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對于當時中國對于禮儀方面的記錄與歷來的研究可以說是處于模糊...那么中國禮儀之爭的影響又是什么呢？

在這場禮儀之爭中，可以被看作是一場參雜著文化討論，修會斗爭，教俗爭鋒，中西較量的一場大混戰。另一方面，對于禮儀之爭的本質來說，它本身就是圍繞中國經典文獻為展開的一次大討論，因此對于華耶穌會士對中國的典籍介紹與評價，就注定成為了歐洲人理解中國傳統思想的一個參照。

關于禮儀之爭，它真正影響的并不是中國，而對歐洲的影響相對來說較大一些。首先，通過禮儀之爭的表現來看，它是塑造了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耶穌會士的中國觀。而且這些耶穌會士在禮儀之爭中還體現著向歐洲傳播中國觀念的一個作用，并且還成為了外來歐洲國家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窗口。

禮儀之爭對于中國自己來說，在思想文化史上，中國禮儀之爭的歐洲的影響確實要大于他在中國的影響，與此同時還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對于當時中國關于禮儀之爭的一些往來信件來看，其中就很少提及到關于禮儀之爭的一個記錄，甚至沒有被中國人進行廣泛的評論。

此外通過這場禮儀之爭，我們可以看見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不同傳統的“人文思想”相交匯，并且給中國的統治階層一個新鮮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