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即位之初，因立足未穩，開始時對幾位敵對的皇子還能強忍殺機。隨著他采取各種或明或暗的一系列手段，在逐漸削弱了王公貴族的勢力，加強了他個人獨裁權力之后，他的陰險、毒辣便不可遏止地暴露出來。雍正即位后，沒有一天忘記手握重兵的皇十四子允對自己的嚴重威脅。他設法將允從西北軍中召回京師，先是拘禁，后改派去昌瑞山看守孝陵和景陵。允的撫遠大將軍一職改由年羹堯擔任。那個在暢春園就對雍正公開表示極大仇視的允，因與允不斷散布這位四阿哥伙同隆科多謀殺了父皇康熙并篡奪了皇位的言論而被逮捕，由雍正親自為其二人分別改名為“阿其那”和“塞思黑”（滿語豬和狗之意），發配邊疆，最后二人都死于非命。當敵對的皇子們先后或被誅殺、或充軍、或發配戍陵，從而失去了反抗能力之后，雍正又開始將劍鋒指向了隆科多和年羹堯。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當然是二人知道的秘密太多。既然這二人作為中流砥柱的時代已經過去，那么繼續讓其掌握權力或活下去，就又將成為一種巨大的危險和潛在的威脅。于是，隆科多很快被判四十一條大罪永遠監禁，年羹堯被判九十二條大罪，被捕殺。

盡管雍正即位后實施了一系列“弒兄屠弟”、“兔死狗烹”的行動，但反對派關于他玩弄陰謀的傳言，卻仍然此起彼伏，從未中斷。在關于他陰謀篡位的眾多傳說中，最著名的一個是說，康熙生前留有“傳位十四子”的遺詔，被雍正把“十”改成“于”，從而變成了“傳位于四子”。隨著這些傳說的散布，在民間神秘地掀起了反清復明的暗流。雍正聽到這些傳言自是十分惱火和不安，后來借助民間秀才呂留良的反清案大肆制造文字獄，以此打擊傳言者和反清勢力。雍正本人還親自編寫了《大義覺迷錄》一書，為自己的陰謀和言行掩飾和辯護，并對歷史史實給予了多方面的篡改和涂抹。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曾費盡心機、歷盡風險竊取到皇位的雍正，剛剛坐了13年皇帝，便駕崩于圓明園，后葬于易州泰陵地宮。

關于雍正的死因，因史書沒有記載，諱莫如深，因而不免使人疑竇叢生，傳聞頗多。來自民間的傳聞一是被呂四娘刺殺身亡，并將雍正的頭顱割掉帶走，臣僚們在為其入葬時，鑄了一個金頭安在雍正的尸身上，以此算完尸入葬了。一是中毒喪命，當天下午雍正尚在圓明園宮中與臣僚議事，晚間忽然暴病而亡。

雍正朝創立了秘密建儲制度，皇帝生前對選定的繼位儲君秘而不宣，而將傳位詔書藏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后錦匣內。雍正死后，總管太監到乾清宮取下秘匣，當即開讀，乃是“皇四子弘歷為皇太子，繼朕即皇帝位”。這時皇四子弘歷等已聞訊奔入宮來，遂即奉遺詔，并命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為四輔臣，議定明年改元乾隆。乾隆皇帝登基后，對雍正的暴卒之因沒有查問。以后歷朝對此都諱莫如深，不能詳考。因清史尚無確切記載，各種說法也只能算是傳聞或一家之言。至于要徹底解開這一懸案或要親眼目睹雍正是否以金頭組合全身而入葬，那就只有打開雍正本人的泰陵才能真相大白。而這泰陵本身的來歷又是一個歷史謎團。

關于這個謎團，民間的傳聞是，雍正自暢春園改詔奪嫡、陰謀篡位，隨之又弒兄屠弟后，不免心中有愧，死后怕受到先皇康熙的降罪責罰，因此決定另選陵址，竟不顧祖制，跑到易州建起陵寢來。這樣遠隔幾百里的康熙就對他無可奈何了。

事實上，自清王朝入關，順治、康熙兩朝的帝王后妃在京師以東的昌瑞山下建造陵寢后，便開創了“子隨父葬，祖輩衍繼”的“昭穆之制”。“昭穆”為古代宗法制度，宗廟次序，始祖居廟中，以下父子遞為昭穆，其左為昭，其右為穆。父為昭，則子為穆，父為穆，則子為昭。這種方法也用于墳地葬位的左右次序。早在古代的《周禮》一書中就曾有“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的規范記述。

雍正即位后，隨著政權的不斷穩固，開始想起建造陵寢一事。雍正四年（1726年），詔諭允祥、張廷玉和工部、內務府官員辦理陵寢事務。允祥等臣僚率領術士們，先在馬蘭峪的昌瑞山腳下選擇吉地，但沒有選中相宜的地方。后來選中了九鳳朝陽山，離孝陵、景陵不遠，風水甚佳，得到了雍正的同意。但后來精通勘輿的臣僚術士再三相度，又認為九鳳朝陽山“規模雖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帶砂石，實不可用”。因此雍正廢掉了這處陵址，讓臣僚們再行勘察。但這幫臣僚不知是由于什么緣故，卻久久找不到佳穴，又不知出于怎樣的一種考慮，雍正開始命怡親王允祥和漢大臣高其倬舍棄京師以東，到京師西南一帶山脈采卜。允祥等人受命后，經過多處勘察，至易州境內的太平峪，興隆莊一帶發現了“萬年吉地”，并回宮竭力向雍正薦引。按照允祥等人的說法，此處西依云山，北靠泰寧山，東傍丘陵地，南臨易水河，堪稱：“乾坤聚秀之區，為朝陽會和之所，龍穴砂石，無美不收。形勢理氣，諸吉咸備。”雍正覽奏之后，也認為此處是“山脈水法，條理詳明，洵為上吉之壤”。但是，若在此處選擇陵址，顯然違背了子隨父葬的制度，他不便馬上表態，只說那地方雖美，但距父親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數百里，朕心不忍”。而私下卻在暗示群僚們為自己尋找依據和借口。臣僚們心領神會，很快就引經據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來頗具情理的依據。允祥聯合大學士們奏稱道：“漢唐諸陵雖都建于陜西，但漢高祖、漢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卻分布于咸陽、長安、高陵、興平等縣，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諸陵則分散于三原、醴泉、乾縣、蒲城等地。據此典法，在易州建陵，與古禮不為不合。且遵化與易州都屬畿輔之地，離京師不遠，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負厚望，一番引經據典，使雍正的意圖得以順利實施。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開始動工興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宮被安葬于泰陵地宮。至此，清朝入關后沿襲的“昭穆之制”的喪葬規范，被雍正輕而易舉地擊破，歷史在這里無聲地拐了彎。清朝自入關后，帝王的陵寢開始以京師為坐標，逐漸分為兩大陵區。那便是位于北京以東遵化縣馬蘭峪附近的清東陵和位于北京以西易縣境內的清西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