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70年代，著名的宦官汪直曾經指著一位敢于不對他阿諛奉承的縣令罵道：“爾頭上紗帽誰家的？”縣令恢諧地回答說：“我的紗帽，是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胡同買的。”

一 條鞭法改革，反映了賦役折銀的趨勢，同時又從賦役層面上進一步鞏固了白銀在國計民生中的地位。到明代后期，國庫收支是以白銀為主，而銅錢則降到了無足輕重 的地步。國庫收支中銅錢的數量不到白銀的百分之一，甚至不及千分之一。這與宋代國庫收支以錢幣為主是完全不同的。明代的白銀，可以說籠罩在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

清初學者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說，為方便交易，“雖窮鄉僻壤，亦有銀秤”。這在從歐洲來的傳教士的記載中也可以證實。明末，一 位名叫拉斯戈臺斯的神父記錄下了以下這樣的細節。他說：“每個中國人在購買東西時都會隨身帶著一把鋼剪，根據貨物的價格把銀錠絞成大小不等的銀塊，再用戥 子稱出小銀塊的重量。人們在做這件事情時非常熟練，如果需要二錢銀子或者五厘銀子，他們往往一次就能鑿下準確的重量。”他還說：“在中國，連孩子們都會估 量銀錠的重量和成色。人們會隨身帶著一個類似銅鈴的東西，里面裝著蠟塊，用來收集剪下來的銀屑。當銀屑積累到一定量的時候，人們把蠟塊熔化，就可以回收銀子。”

翻開明代的各種著述，關于白銀的記載隨處可見。萬歷年間浙江人張應俞曾經編撰了一部專門教人反詐騙的圖書——《杜騙新書》，記載了八十三個詐騙的案例，其中 有七十四個案例涉及白銀買賣交易及詐騙之事。在明清小說中，也有大量的涉及白銀欺騙的事情。明代著名的小說家凌濛初在《初刻拍案驚奇》中，講述了一個詐稱 會用“九還丹”制造白銀的騙子行騙的故事。顯然，到了16世紀，白銀已然涉及明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把自己的影子留在形形色色的著述之中。

英國歷史學家羅斯在《伊麗莎白時代英國的社會結構》中指出，16世紀下半葉英國出現了一個從中世紀那種相對靜止的狀態向以貨幣、市場和商業交換為基礎的更自 由的、更具流動性狀態的迅速而集中的轉變。無獨有偶，這樣的一種巨變，在16世紀下半葉的明代中國也在上演。正如法國學者布羅代爾所說，“在貨幣的沖擊之 下，任何社會都要脫胎換骨”。

白銀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經濟環境中人們的心理平衡。以貨幣為核心的交換介入全部的社會關系后，就影響了人們的社 會觀念。對于少數恪守儒家之道的明朝人來說，流動的商品和白銀攪亂了原有的社會秩序，明朝社會由明初靜謐的冬季，逐漸過渡到喧囂的春季、瘋狂沖動的夏季， 并最后走到面目全非的秋季。

在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編成的《歙縣志》中，作者很遺憾地感嘆當初那種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狀態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貿易紛紜，誅求刻核”的社會面貌。

從海外輸入的白銀連接著全球市場的生產和交換。大額的商品交換、廣袤的市場，加劇了整個社會對白銀的需求。然而，從宋到明，中國銀礦的產額略呈減小的趨勢。 人們不禁要問，既然中國的銀產量很低，那么遍及中國大地的白銀，又是從哪里來的呢？答案是海外貿易。晚明社會的白銀主要來自日本和南美洲。

明末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被稱作“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其中有一幅名為《倭國造銀錢圖》的插圖，講琉球諸國制造銀幣的工藝。然而，實際上，在宋應星所處的時代，人們接觸到的外國銀錢，除來自日本、琉球的白銀外，更多的是源自秘魯和墨西哥的白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