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資政院并非國會，所以并無制憲與修憲之大權，不過資政院還是掌握著議決國家財政預算、稅法、彈劾軍機大臣等權力，近代議會擁有的大部分功能它都具備了，可以看成是過渡形態的議會。

清末資政院是怎樣開會的

我曾在微博上問過一個問題：近代中國第一任由選舉產生的責任內閣總理是誰？網友給出的回答可謂五花八門，有說熊希齡的，有說唐紹儀的，還有說趙秉均的。沒錯，這幾位都當過民國政府的總理，但近代中國的第一個選舉出來的內閣總理，則不是他們中的任何一位，而是———袁世凱。宣統三年(1911年)，清廷資政院的議員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內閣總理，袁氏得票最高而當選。現在許多人只記得袁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卻忘記了袁還是清政府的第一個責任內閣總理，這可能是因為人們習慣于以為議會政治是民國才出現的新事物。而實際上，清廷在宣統二年已經成立了一個接近于議會的資政院。

當然嚴格來說，資政院還不是正式的國會，清政府認為“上下議院一時未能成立”，只是為訓練議員能力之故，先“設資政院以立議院基礎”。因為資政院并非國會，所以并無制憲與修憲之大權，議決的議案也須經君主“裁奪”，看起來似乎有點“花瓶”性質。不過資政院還是掌握著議決國家財政預算、稅法、彈劾軍機大臣等權力，近代議會擁有的大部分功能它都具備了，可以看成是過渡形態的議會。

資政院的議員定額200名，欽選、民選各占一半，民選議員由各省諮議局(相當于地方議會)議員互選產生；欽選議員則由朝廷協商產生。因當時新疆諮議局未成立，缺少兩名民選議員，欽選議員也相應減少兩名，所以資政院實際議員為196名。按照章程，資政院每年開“常年會”一次，開會時除了涉及外交與軍事秘密的事務外，市民與報館均可旁聽。辛亥年清室遜位，資政院也隨之解散。它匆匆謝幕，卻給后人留下了厚厚一堆會議原始記錄———這應感謝資政院設立了專門的速記科。今天翻看這些會議速記錄，就如拉開一段塵封的歷史長卷，100年前的先賢們坐在議席上唇槍舌劍的生動畫面立即浮現于眼前，他們發言、辯論、抗議、爭吵、大嘩，乃至顯得“嘈嘈切切”，但這才是活的、有生氣的議會，而不是靜寂的一潭死水。

宣統二年，資政院舉行第一次“常年會”，會期達3個多月，共召開議事會39次，除了審查朝廷的預算案，還審議了15個陳情案件與10個立法案件。我翻閱這些會議速記錄時，很有些感慨。話說清政府提交資政院審議的預算案有5000多兩白銀的赤字，議員們都認為不妥，最活躍的議員之一易宗夔說：“我們當議員的只要盡議員之義務，一面要使政府無妨礙，一面要減輕人民之負擔，所以我們萬不能因為經費不足(指財政赤字)，提出新租稅來彌補虧空，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從核減預算入手。”“核減”二字，也給那次“常年會”審議政府預算定下了基調。預算股(相當于議會中的預算委員會)的議員“以四十余日之光陰，竭四十八人之精力，逐日鉤稽”，可謂“錙銖必較”。最后將清政府的預算削減了四五萬兩銀。

資政院的議員雖是初次登上議會政治的舞臺演練，且制度給予他們的權限也是殘缺的，但議員們卻展現出非常優良的議員品質，那就是———爭國民的利益，爭議會的權力。當年的《民立報》這么評述這批中國最早的議員：“對于各種交議之問題，或質問或建議，不遺余力，于一問題收成功，更及他一問題；一案力爭，復及一案，一會又一會，務層層肉迫政府，以表示議會之權勢”。彈劾軍機處一案，尤其表現出資政院“肉迫政府”之精神：先是湖南巡撫楊文鼎未經湖南諮議局同意，擅自發行地方公債，湖南諮議局深為不滿，干脆將楊巡撫告到資政院。資政院經過議決，認定楊巡撫侵奪了諮議局之權，應給予處罰，但軍機處下發的諭旨卻有回護楊文鼎之嫌，這立即引發議員的強烈抗議：“立憲國精神全在法律，督撫違背法律而不予處分，則資政院可以不必設，諮議局亦可以不必辦，憲亦可以不立！”議員們要求軍機大臣奕劻到資政院答辯，奕劻卻未到場，議員們被激怒了，表決通過彈劾案，提請皇帝立即廢除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雖然彈劾案被攝政王載灃“留中”，即不予批復、冷處理，但新生的資政院已讓清政府看到了它不甘示弱的獨立權勢。

本文開頭提到的袁世凱就任內閣總理一事，還有個小插曲，也頗能印證資政院議員的風骨。武昌事變發生后，清政府逼于革命形勢及立憲派的壓力，同意解散“皇族內閣”，并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但資政院堅持認為這一任命違憲，迫使攝政王收回上諭，交由資政院投票選舉內閣總理，結果袁世凱當選。雖說都是袁當內閣總理，但意義卻大不相同，前者是皇權專制的余緒，后者則是憲政原則的表達，最終是憲政原則迫退了皇權余緒。

資政院議員的出色表現，令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也深為贊嘆：“吾輩居中國四十年，一旦得目睹此景象，殊堪驚訝。吾輩今日所見者，與前日所想望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土耳其、葡萄牙之兩大革命尚不能比。”但如果就制度設置而論，資政院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它的法定權限與獨立性均不足。然而，在實際的運作中，資政院并未淪為“花瓶”，議員的表現可圈可點，反倒是設計更為“完美”的民國國會，賄選等丑聞迭出。“制度決定論”者可能對此百思不得其解。答案其實就在歷史中。

晚清經太平天國及英法聯軍之亂后，社會發生了兩個顯著變化，一是士紳覺醒，紳權日張；二是國門漸開，西學涌入。這個背景下，立憲派士紳、紳商迅速崛起，而資政院的民選議員即由各地士紳、紳商組成，如直隸諮議局選出的劉春霖議員就是那位有名的末代狀元；欽選議員中也有10名碩學通儒，包括嚴復也名列在內。這些士紳既秉承了儒家君子的抱負、修養與操守，也了解西方憲政的技藝，因而很快適應了議會政治，又恪守著士大夫清議的直道。用劉春霖議員的話來說，“本員說話誠不免有過激的地方，但是發于忠愛之至誠，本員受先朝特達之知，今日又為國民代表，斷不敢作諂諛的話貽誤全局。”這正是資政院多數議員的精神寫照。而民國國會議員的敗壞，很大原因就在立憲派士紳被邊緣化，在儒學衰落、傳統價值觀瓦解的新時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議員，徒有“新”的面貌，卻無“舊”的美德，于是更易為利益所誘、暴力所迫。

儒家相信“有治人，無治法”，這話是強調，“良法”離不開“君子”的創制與維護。特別在清末民初這樣的社會轉型之際，好的制度固然是萬分重要的，但好的制度從何而來？顯然，這需要具有政治自覺與立憲技藝的君子們去推動、去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