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宋高宗是一個在歷史上得到頗多劣評的皇帝，原因之一就是他對待岳飛一事極不得人心。憤激者痛斥他喪心病狂地執行投降路線，其原因是他貪生怕死、又貪戀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歸，甚至暗示他受驚嚇不育，導致精神不健全。這些指責現在看來似乎有些靠不住：首先，紹興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報宋徽宗死耗，而5年后才殺岳飛，因此不存在宋高宗擔心徽宗南返奪位的問題;欽宗也未必能動搖他當時的地位。其次，他已經是皇帝，何來賣國投降動機？第三，如果他一味執行投降路線，那么岳飛一死，按說最大的障礙已去，金軍為何也無大舉進攻？

北宋滅亡時，康王趙構受欽宗蠟丸密信，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星夜馳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虜，后伺機逃脫。之后戰亂中宋軍一路潰敗，趙構飽受追兵驚嚇，這一點也常被用以論證他的怯懦無能的性格缺陷。然而在宋徽宗的31個兒子當中，趙構是唯一的幸存者。賈志揚《天潢貴胄》中評說：“宋朝之得以復興，要歸功于趙構的逃跑。”當時如果他沒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戰死，那么可能會出現一個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紀，而是在12世紀就征服中國了。

事實上在南宋，當時已經出現了不少冒牌宗室問題，如果沒有一個純正血統的皇子形成一個政治中心，當時的南宋很可能會崩潰。從當時危亂的局勢來判斷，宋高宗有能力與金維持一個不勝不敗的分立局面，已經是一項極為艱巨的政治任務，而不必因為失地未收復就輕易對他加以激烈的指責。單就當時的政治任務而言，我認為宋高宗是一個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宋承唐末五代之亂，趙宋對驕兵悍將極為戒備。自建國始，直接領兵將帥不得參與軍政大計，以防止他們利用機會發動政變;而主管軍政大計的文官，雖有權調動軍隊，制訂戰略決策，卻又無一兵一卒。宋仁宗時狄青功高，但仍遭貶黜，他問宰相文彥博外放原因，文答：“無他，朝廷疑爾。”

宋廷在對武將壓制的同時，又一向加以優渥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錢每月300貫，從二品的節度使卻有400貫;節度使的公用錢更驚人，每月3000貫至一萬貫，而岳飛建節兩鎮，月薪至少萬貫無疑。自高宗南渡，財政拮據，官員的俸祿只支1/3到2/3，“唯統兵官依舊全支”，這無疑也激發了岳飛效忠的決心。

高薪養兵的用意，在于使之樂于享受，而無政治野心。《史記·白起王翦列傳》中記載，秦將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賞賜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齒，王翦卻說：秦王慣常猜疑，如今將秦國所有大軍全交給了我，我不這樣做，難道讓秦王對我起疑嗎？

岳飛沒有老將王翦那樣洞察世故。我們后人在看待岳飛的事情時，遭遇到一個強有力因素的影響：我們已經知道岳飛是個赤誠的愛國者。宋高宗和我們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邏輯，難以判斷岳飛是忠臣還是野心家。岳飛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頗得軍心，能答出“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太平”這樣的話，顯示出他是一個有遠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與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難以確認岳飛是否忠誠的情形下，他寧可錯殺。

岳飛的悲劇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剛正清廉，對政治簡直毫無頭腦。他忠誠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為高宗最欣賞的將領(南宋初年，岳飛是提升最快的大將)，岳家軍番號正式改為神武后軍時，高宗親筆題寫“精忠岳飛”戰旗，賜白銀2000兩犒賞，以籠絡其心。后來岳飛眼看收復失地無望，表現得極為憤恨，稱病3個月，不肯復職，遭到李若虛嚴厲責備：“是欲反耶？……若堅執不從，朝廷豈不疑宣撫？”岳飛顯然并未意識到自己這番舉動已遭朝廷疑忌，1137年秋又上書建議立皇儲，遭高宗訓斥，下朝后面如土色;1138年，再提增兵，反對議和，這更觸犯高宗忌諱。

岳飛不懂政治顧忌，以為自己問心無愧，直言進諫，即使在當時朱熹看來，卻已是“驕橫”了。岳飛在獄中聽一個獄子說：“君臣不可疑，疑則為亂。故君疑臣則誅，臣疑君則反。”不禁悲憤難當，然而只有大書“天日昭昭”四字，實至死也未知這一猜疑與自己平素沒有心機和政治覺悟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