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禮罪”，即“收受禮金罪”，這一罪名很可能成為刑法修正案中的新犯罪條款。官員收禮，實際上就是變向受賄。早在西漢時，中國官場便禁官員收禮;南北朝時期的北魏還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收禮罪”……

晉代收下屬的禮“合法”

有個叫王述的官員，收禮多達1300次，朝中老臣王導遂派人勸他收手，王述卻說“足自當止”

漢代官員調動時禁收下級禮金。漢景帝劉啟繼位的當年(公元前156年)便出臺了多項官場禁令，包括官員職務調動時，如果接收屬下贈送的東西，除沒收所受禮金禮物外，還要免職奪爵，處以罰金二斤。

但到了晉代，官員受取下屬和管轄區禮金卻不違規，反而是“合法”的，這與大多數朝代“禁禮”的做法背道而馳。晉代官場甚至流行一種“送故制度”，即“送故迎新制度”。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歡送老首長，迎接新領導。

“送故”本來是一種禮儀，一些“門生”、“故吏”為表效忠，顯孝心，給舉薦自己當官的領導饋送禮物。東漢時期“楊震卻金”故事，就是門生王密給恩師夜送十斤黃金引發的。

早在西晉惠帝時，送迎之風已開始盛行，“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到東晉時，迎新除派車馬前去迎接，還要營造官邸府宅給新上任官員，甚至得配齊用品;調走后，則有大筆饋贈，數目驚人，動輒以百萬計。有的官員家貧，還可優先獲得去地方做官收禮的機會，稱為“恤貧之法”。

有個叫王述的官員，當年家里窮，于東晉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申請到宛陵(今安徽宣城)任職。因在任收禮太頻繁，多達1300次，朝中老臣王導遂派人勸他收手，王述卻說“足自當止”(收夠了，自然就停了)。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劉駿(孝武帝)當皇帝時，竟要求刺史任滿還郡時給他送禮，名為“獻奉錢”。

“官員財產申報登記制度”或源于北魏

朝廷派中央巡視員到各地查主政官員的個人財產，只要說不清來源，不是自家帶來的，都視為贓物，全部登記入冊

到南朝時，雖然“送故制度”尚存，但已有相對嚴格的限制，不該收的不準收，否則懲罰。劉宋朝時，本為吳興太守的王韶之便因“去郡長取送故”被免除了官職。

相對于南朝官場的“禮金腐敗”，主要由北方少數民族控制的北朝，則嚴格“禁禮”。 北魏建國初期就對官場腐敗說不，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反收禮受賄制度。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收禮罪”，即出現于北魏。

現在“官員財產申報登記制度”，其源頭或許起自北魏。明帝神瑞元年(公元414年)冬十一月，朝廷派“使者”(中央巡視員)到各州，查核地方主政官員的個人財產，只要說不清來源，不是自家帶來的，都視為贓物，全部登記入冊，此即所謂“非自家所赍，悉簿為贓”。在北魏收受禮金數額巨大的，可以“收禮罪”判處死刑。據《魏書·刑法志》記載，太和五年(公元481年)舊律規定：“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

什么叫“義贓”？南宋末學者胡三省注稱：“義贓，謂人私情相饋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贓。”“義贓”，與直接貪污受賄所得的“正贓”相對應。

大力推行國家政治改革的孝文帝元宏，地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官員“班祿制”(工資制度)正式頒布實施后，孝文帝“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北魏的“收禮罪”不僅最早明確的收禮罪，而且是中國古代法典上最為嚴厲的收禮罪。為了落實此制度，在詔令下達后，孝文帝即效法明帝神瑞元年的做法，“遣使者巡天下，糾守宰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余人。”

“收禮罪”的實施，反貪效果顯著。《魏書·刑法志》總結稱：“食祿者跼蹐，賕謁之路殆絕。”意思是，官員們一個個都趕緊收手，行賄送禮之路幾乎斷絕。

唐朝有完備的反腐制度

因權力未能被關進“籠子”里，官場收禮受賄現象并未杜絕;楊國忠家中積累的上等細絹竟有3000萬匹

到了隋唐時期，中國官場反腐的司法條款更為規范。唐朝繼承了隋文帝從嚴治吏的傳統，對官員“收禮罪”進行了詳細的司法解釋。

據《唐律疏議·職制》，公職人員利用外出公干時，接受當地所送禮金(物)的，與監臨官受賄相同;如果收取過境地官員贈送的禮金，罪減一等。如果主動索禮，則與監臨官受賄同罪。所謂監臨官，就是有監察臨視之責的主管官員，通俗說就有工作厲害關系的直接上級領導，這樣的領導受賄所定罪名就是“監臨罪”。監臨罪為“六贓罪”之一，量刑比較重。

但是，唐朝雖有完備、嚴格的反腐制度，但因權力未能被關進“籠子”里，官場收禮受賄現象并未杜絕。如吏治很積極的唐玄宗，其任內大貪官多多。楊玉環的遠房親戚楊國忠當了宰相后，大肆收禮，家中積累的上等細絹竟有3000萬匹。

宋朝對收受屬地官員禮金的處罰，效法唐律，但對收取“生辰綱”這樣的“生日禮”，似乎并沒禁止，更未入罪。元代更為嚴厲，將最容易被視為“人之常情”的生日、節日收禮也入罪。但是元朝中后期官場收禮的現象仍然泛濫。

明清兩朝反對官場腐敗可以說比以往歷朝都更加嚴厲。但事實卻令人尷尬，明清官場送禮名目并不見減少。相反，送禮與收禮的“藝術”都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以書畫古玩、奇珍異寶為禮品的所謂“雅賄”，在明清時期最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