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前今天，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發(fā)布第53號訓令——《通令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文》，批準了由北大六教授聯(lián)名提出的《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方案》。我國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標點符號誕生，成了語言文化發(fā)展史上值得記錄的一筆。

1919年4月，以胡適為首，包括錢玄同、劉復、朱希祖、周作人、馬裕藻在內的六教授，極不愿看著“現(xiàn)在的報紙、書籍、無論什么樣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講文法的區(qū)別，連賞鑒的意思都沒有了”，在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上，他們提出了《方案》，要求政府頒布通行“，。;：？！——()《》”等標點。11月底，胡適對上述方案作了修改，把原方案所列符號總名為“新式標點符號”，此年被批準。

古代，因為標點常鬧笑話

標點符號看著小巧，卻在書面語言的交流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現(xiàn)在我們使用的標點符號，祖先在歐洲。中國雖然在漢代以前已經出現(xiàn)標點符號的概念，比如“離經辨志”，即在兩句之間隔開一兩字來寫，或者用豎線、短橫線等標示句子的完結，但是使用上并不普遍，經常出現(xiàn)這樣或者那樣的笑話。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說二》記載了這樣的一個故事：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于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也，’非有一足也。”說的是，魯哀公因為聽說“夔”有一只腳，覺得很奇怪，就問孔子。孔子告訴他說，夔是在堯時期通曉音律，對天下實行音樂教化作出很大貢獻的一個樂官，舜繼位后，曾想另尋他人做樂官，堯就忠告舜說，像夔這樣的人，有一個就夠了。偏巧魯哀公讀古書不懂句讀，把夔理解成了有一只腳的怪物，堂堂國君也難免鬧笑話。

兩漢的時候，有了“句讀”作為停頓標志，類似我們今天的斷句。符號有“↓”和“、” 兩種，比如《說文解字》中解釋“↓”為“鉤識也，居月切”，“、”則為“有所絕止，而識之也，之主庾切”。就是說，凡是文末可以停止的地方，就用“↓”來標記，文中有可以句讀的地方，就用“、”來標示，也就是今天的句號和逗號。

到了宋代，鉤號變成了圓圈，標形如“○”，有大中小之分。朱熹在著《四書章句集注》時就是每章之前用大的“○”，每句之后用“。”這一時期還出現(xiàn)了段落號，用“∨”或“∧”表示，畫在每段末尾字的右下角，甚至出現(xiàn)了“。。。。。。” “……”這樣的密圈、密點加在字的右旁，強調句子的精彩部分。這一用法直到20年代還有沿用。劃在人名或者地名旁邊的“_________”則晚至明代出現(xiàn)。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標點符號多用來表示停頓，沒有多少意義上的差別，而且沒有標點的書居絕大多數(shù)。

同文館學生引入新標點

鴉片戰(zhàn)爭以后，新思想傳入，西洋標點也跟著進來了。第一個從國外引進標點符號的是清末同文館的學生張德彝。同文館是洋務運動中清政府為培養(yǎng)外語人才而設立的，張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學生中的一員。

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退役駐華公使浦安臣帶領“中國使團”出訪歐美，張德彝也成為隨團人員中的一名。張德彝有一個習慣，就是無論到了哪個國家，都喜歡把當?shù)氐娘L景、名物、風俗習慣都記錄下來，以“述奇”為名編成小冊子。在 1868年-1869年期間，他完成了《再述奇》。這本書現(xiàn)在稱作《歐美環(huán)游記》，其中有一段介紹西洋標點的，云：“泰西各國書籍，其句讀勾勒，講解甚煩。如果句意義足，則記。;意未足，則記，;意雖不足，而義與上句黏合，則記;;又意未足，外補充一句，則記：;語之詫異嘆賞者，則記！;問句則記？;引證典據(jù)，于句之前后記“”;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記();又于兩段相連之處，則加一橫如——。

雖然張德彝不是在有意識地向國內知識界引入標點，甚至帶有反對的口氣，覺得這些標點繁瑣。但是卻在無心栽柳的過程中，為中國語言符號的發(fā)展帶來了新風。

胡適的新標點氣著章太炎

新文化運動前后，知識界對中國的語言文字進行了全面反思。白話文登上舞臺的同時，新式標點的需求也應時而來。1916年8月，胡適應《科學》雜志的邀請，作《論句讀及文字符號》一文，全面闡述他對句讀以及文字符號的理論思考，成了新式標點的奠基之作。

《科學》雜志是1914年夏，遠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留學生趙元任(后來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與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齊名)、楊杏佛等人懷著“科學救國”思想創(chuàng)辦的刊物。胡適作為第二批“庚款生”于1910年底抵美國康奈爾大學后，與《科學》的倡辦人成了好朋友，并時常作文發(fā)表，《論句讀及文字符號》就是其中之一。其實在這之前的1914年，胡適就在日記里創(chuàng)造了一套自己使用的“句讀符號”：單直“？”，雙括“(())”，提要號“~~~”等，《論句讀及文字符號》一文就是在其基礎上增改寫成的。

1918年，胡適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使用了這套新的標點符號。在出版后，他特意送了一本給章太炎(國學大師)，上寫“太炎先生指謬”，下署“胡適敬贈”，在兩人名字旁邊各加了一條黑杠符號。但是當時標點符號還不是法定的通行物，章太炎看了之后，很不明白胡適為什么要畫這個符號，他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覺得非常惱怒，不禁大罵：“何物胡適！竟在我名下胡抹亂畫！”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覺得應該不是什么讓人難堪的東西，氣消一半。看來在新式標點的應用過程中，還是有頗多波折的。

繼《科學》之后，《新青年》成為宣傳新式符號的重地，錢玄同、陳獨秀、劉半農、魯迅等在文學領域大名鼎鼎的人都為新符號的傳播立下了汗馬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