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202年正月，在楚漢戰爭最緊要的關頭，韓信和彭越聯合原來的燕王臧荼、趙王張敖以及長沙王吳芮共同上書劉邦，請他即位稱帝。劉邦開始假意推辭，后韓信等諸將又勸，劉邦遂于前202年2月初三，在山東定陶汜水之陽舉行登極大典，正式稱帝，定國號為漢。就這樣，時勢把一個泗水亭長鑄就成了叱咤風云的英雄，創建了布衣將相之局的漢家天下。

同時，封妻子呂氏為皇后，兒子劉盈為太子。

開始時，劉邦將都城定在洛陽，后在婁敬的關說下，遷往長安。

歷史上有一種通稱，叫“漢承秦制”，即漢朝的規章制度基本上都是繼承秦朝的。這是漢朝對民族歷史的最大貢獻。也就是說，他雖然推翻了秦朝，卻繼承并維護了秦始皇開創的中央集權的帝國體制。他接受了皇帝稱號，皇帝之下設三公九卿，地方是郡縣制，基層組織是里，十里為亭，十亭為鄉，與秦制完全一樣。使秦開創的社會制度得以完整地延續下來，使初建的封建一統制度沒有斷檔。

但與秦不同的是，高祖除了繼續推行郡縣制，也部分恢復了封建制，封建了大批異姓諸侯王、同姓諸侯王。漢初，先是分封了７個異姓王，后削平異姓王，同時又分封了９個同姓王，他們都是高祖的子、侄、兄弟。

高祖熱衷于分封制，是在于他錯誤地總結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所得出的結果，以為秦朝之亡，是因為廢除了封建制，所以才“孤立而亡”，他希望同姓諸侯王能起到“藩屏”的作用。在諸侯王國以外，高祖還分封了許多侯國。這些侯國的地位與縣相等，大多是封賞給有功之臣的。這樣一來，漢代的地方制度就是郡縣制度和諸侯王國并行，形成了漢初奇特的“郡國制”。

他在封建同姓諸侯王時宣布：“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其目的顯然想仰仗劉氏宗室的血緣關系，構筑皇權的屏障。與秦完全的郡縣制相比，顯然是歷史的倒退。由于這些王國封地大，權力重，儼然獨立王國，最終事與愿違，釀成了其后幾乎傾覆帝國的吳楚“七國之亂”。

盡管漢朝承秦制，但秦的敗亡卻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和教訓。秦朝的敗亡表面在于暴政，深層的原因在于反傳統反封建的同時卻缺乏政治理想。短暫的秦帝國在用法家制度統一文字、錢幣和度量衡的時候，卻未能統一帝國內部遼闊土地上的文化。法家在摧毀了秦帝國精英文化（焚書坑儒）的同時也試圖摧毀平民文化。漢人劉向有句話切中肯綮，他認為秦政之失的根本在于“上小堯舜，下邈三王”，就是秦對傳統的蔑視。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本來就有十分豐富的修齊治平理想，但秦統治者一概唾棄。

漢朝建立伊始，便注意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來詮釋傳統文化，并把構建新思想新文化放在第一位。立足于社會現實，對當代歷史進行深刻反思，成為漢朝君臣的自覺意識。清凈無為的黃老思想適逢其會，成為治國的指導思想，使法家的嚴酷得到緩和。這種“無為而治”，反映了人民厭惡暴政，渴望寧靜安定生活的愿望。劉邦之所以欣賞黃老之學，原因就在于此。劉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起于社會底層的皇帝，他不受傳統禮制的束縛，制定政策注重符合社會實際。他為后人建立了一個穩定成功的統一帝國的范例，作為一個全然由華夏文明自身孕育出來的偉大王朝，大漢帝國在最深的層面影響了此后中國兩千多年的全部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