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是曾國藩政治命運的轉折點。他的主張和行為與時人冀望大相□牾，引起中外輿情的激烈攻訐。他最后的不到兩年的彌留歲月，是在訾議和病疾中捱過的。遲暮之感，生死之慮，每況愈下的國事，無時不在其心頭盤旋，以至“心膽俱裂”。

在此一年之前，他還以“中興名將、曠代功臣”入京陛見，接受直隸總督關防，并賜予在紫禁城里騎馬的殊榮曠典，氣勢之煊赫，足以使百官生羨，然而一年之后，竟謗怨交集，成為眾矢之的，幾落得身敗名裂的境地。如此大起大落，榮枯無常，具有何等的戲劇性！ 天津教案作為一個嚴重的國難，不啻是曾國藩個人命運的最后一幕，對于整個民族來說，又是試金石。

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和政治集團基于不同的利益和認識均有不同的反應：舊有的社會現實和意識形態的巨大的惰性力與新的合乎時潮的反省與抉擇互為交織碰撞，構成一幅19世紀中國在外力逼拶下產生新陳代謝遞嬗及矛盾的生動的社會生活畫卷。 津案于九月間正式議結，時曾國藩因請議的指責而調離直隸總督，回兩江總督原任，但議結方案是由他定下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張光藻、劉杰革職，發往黑龍江效力。

二、判處所謂“兇犯”20名死刑，充軍流放者29名。

三、賠償及撫恤共計49萬7千余銀兩。

四、派崇厚為特使，前往法國“道歉”;并表示中國愿與法國“實心和好”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不好的言論及不信任，這些言論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 不過，曾國藩批評更烈的是那些“言理者”——頑固的官僚和放言高論的士大夫。曾國藩指責他們“持攘夷之正論，蓄雪恥之患謀，又多未能審量彼己，統籌全局，弋一己之虛名，而使國家受無窮之實累”這種批評是相當深刻的。

事實上，正是這些放言高論的官紳們，自道成以降，一面反對舉辦近代化的事業以圖自強，一方卻又主張強硬的積極的外交政策。他們用傳統的觀念來理解近代的國際政治，以自殺的政策和激昂的文學語言來應付擁有堅船利炮的西洋列強，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看來，立國在于經典，不在技藝，以西洋為師，豈非自甘貶謫？許多人不知不覺地把國家也當作一個人來看待，以為在危難的時候，寧可自殺，不可對敵人有任何讓步，至于有條件的暫時的妥協，在其看來也無異于開門揖盜，引狼入室。他們以南宋之于金元，前明之于滿清的所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節來對付西洋列強。誠然，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義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難免有很多流弊，其中最大的一點便是什么事都以一死塞責，其結果是國家自殺的目的固然達到了，而組成國家的人民勢不能個個自殺，從而演成歷史上無數的丑態和悲劇。以一已之性命為重，萬民之生死為輕，不能不說是極大的謬誤。

縱觀他們對于津案的批評言論，很少有主張用近代的軍械和技術來抵抗侵略者的，更不能從近代國際公法所謂主權及國際通商經濟利害角度去理解帝國主義強加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實質，而只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所謂心性之學、夷夏之辨上。

馬克思說：“弱者總是靠相信奇跡獲得解救，以為只要他們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用魔法制服敵人時就算打敗了敵人，總是對自己未來以及自己打算樹立而不過現在言之尚早的功跡信口吹噓，因而失去了一切對現實的感覺。”頑固派和清流黨就是這樣的弱者。他們的激情，只止于叫嚷，而提不出時勢所許可的行之有效的方案。

曾國藩由衷地感嘆：“洋務之棘手，在于人才之匱乏，人才之罕見，由于事理之不明” 個性與社會的沖突，志事與聲譽的相岐，是歷史永恒的命題。能從中體察出時代信息者，并不多見。曾國藩有關時局的過去與將來的檢討、反思和展望，是19世紀60年代后中國社會緩慢的變異在一個復雜的歷史人物思想深處的折射，也是考察曾氏在津案前后所作所為的真實動機不能不觸及的所在 使人感到奇怪的是當時的曾國藩并沒有為自己所處的進退維谷的窘境加以辯解，對于輿論的譴責，“公惟引咎自責而已。”他不是不懂得機詐權變的人，從早年處置湘軍與八旗綠營的關系以及李秀成案中那場與朝廷不痛不癢的暗斗等許多事情上，都可看出他的非常手段和對于權術的精深了解。但他仍置名譽的棄毀于度外，平靜地去面對千夫所指的現實。從封建的道德規范來看，曾國藩忠君愛國深厚的儒學背景并不后人，但他卻不象一班士大夫那樣矯情立異，沾沾自喜地標榜不已。既不讓步，也不聲張，寓率真于復雜之中，曾國藩具有真正的儒家精神。 “曾國藩救了滿清，但滿清并不能救中國”因為整個社會基礎是舊的，所以反對曾國藩的，正是那個舊制度以及和他同屬于一個階級的廣大官僚和士大夫。

他所面對著的，是整個矯飾的社會。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時代，而他的行為卻被同一時代所扼止。最后，他帶著“名已裂矣，亦不復深問”的復雜心情，冥心孤往地走向歷史為他安排好的結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許是世上最可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