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又稱王莽新政是新朝皇帝王莽為緩和西漢末年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的“托古改制”。包括土地改革、幣制改革、商業改革和官名縣名改革。

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嬰(劉嬰)的禪讓后稱帝，改國號為“新”，改長安為常安，作為新朝都城，王莽開中國歷史上通過符命禪讓作皇帝的先河。王莽開始進行的全面社會改革。

王莽仿照《周禮》的制度推行新政，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廢止奴隸制度，建立五均賒貸(貸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權力平衡物價，防止商人剝削，增加國庫收入。刑罰、禮儀、田宅車服等儀式，不停回復到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

但王莽的改制不僅未能挽救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反而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實情處，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不斷引起天下各貴族和平民的不滿。到了天鳳四年(公元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四起，各地農民紛起，形成赤眉、綠林大規模的反抗。導致新朝的滅亡。

1、失敗的原因

1.1主觀原因

動欲慕古，不切實際

王莽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復古，最終導致改制的失敗。王莽一向認為，“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馬成為宰輔后，“議論決斷，靡不據經”。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稱三代，事必據《周禮》，“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把一切政令、設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禮》幾乎是王莽新政的藍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義者，所以他對歷史上的大儒們所描繪的理想境界羨慕不已。

性情躁擾，輕于改作

王莽“性躁擾，不能無為”，好逞威風，博求虛名，輕于改作，但又對改制中遇到的困難估計不足，致使許多措施半途而廢，或者僅限于法令條文的頒布。在這方面，幣制改革與地名變更尤為突出。從居攝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間，王莽先后四次下詔改幣，五次重申改革貨幣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幣一次。王莽改幣的主要目的是用貨幣貶值的方法，聚斂財富。結果是幣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實現一次對人民財富的大掠奪，社會經濟就會出現一次大混亂，以至于“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于道”。如此頻繁、混亂、荒唐的幣制改革，在中國幣制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剛愎自用，所用非人

王莽代漢前，其聲名已十分顯赫，連皇帝、太后都對他恩寵有加，百姓、士大夫上書稱贊王莽的更是絡繹不絕。這樣的聲望使王莽在改制中過于自信，過于迷信儒家經典條文，以至于達到固執己見、剛愎自用、拒諫飾非的地步。王莽經常自以為他的法令條文都是完美無缺的，因此對忠言直諫者，常不能正確處理。如大司馬嚴尤上書，陳述對匈奴作戰的困難及不利條件，建議停止對匈奴的戰爭，集中力量鎮壓農民起義，結果被王莽貶去大司馬之職。

當有使者如實報告農民起義的緣由是法令苛酷、剝削沉重時，王莽根本不信，認為是造謠，立即罷免了使者的官職。

1.2客觀原因

自然災害嚴重

天時對王莽改制也是極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這一段時間，是中國歷史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階段之一，見于記載的有旱、蝗、瘟疫、黃河決口改道等，災區范圍大，持續時間長。如此大的災害，即使是在國家儲備充足、社會秩序穩定的條件下也會造成巨大損失，何況發生在這樣一個劇烈變革的動蕩時代，出現在國庫早已耗費殆盡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