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教育作為一項關系到王朝治亂興衰的政治文化活動，為歷代王朝統治者所重視。金王朝作為一個興起于白山黑水之間的少數民族政權，也特別重視宗室教育，從而使得宗室成為一個文化素養較高的群體。金代文物“上掩遼而下軼元”，人們往往將之歸功于元好問、趙秉文、王若虛等漢族文人;實際上，宗室的貢獻也不可低估。金代宗室之所以能夠取得突出成就，與金王朝對中原文化的認同是分不開的。金代宗室教育狀況是歷史文化認同的一個側面和縮影，從中可見金朝這個少數民族政權對華夏文明和中原文化的強烈認同感。

一、金代宗室教育及其強烈認同中原文化的價值取向

宗室教育是中國古代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宗室的教育比普通家族的教育更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它關系到整個宗室的道德修養和文化素養，進而關系到整個朝代的治亂興衰。因此，歷代都非常重視對宗室子弟的教育，金朝也不例外。金朝雖然是一個肇興于東北的少數民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權，但也以華夏文明的繼承者自居。在立國之初就大力支持、提倡學習中原文化，許多統治者本人就十分仰慕中原的燦爛文化，喜讀儒家經典。不僅金朝政權吸納了大量宋朝的官吏、知識分子參政，并將許多典章制度仿照中原王朝設置，許多宗室成員包括皇帝本人都主動結識漢文化學者并從之求學。金朝太祖時期“已留心于文事”。金朝初年的文化水平雖然比較低，但是金太祖能夠重用遼宋的文人，使“金之文治日以盛”。到了金太宗時期，立“選舉之法”，使國人學習文化知識，參加科舉考試，并且網羅文士，“使宋士多歸之”。金熙宗即位，“通識漢語，嘗授讀于韓昉，知詩文，宗室大臣目為漢兒，亶亦鄙宗室大臣若異類”，海陵王登位后，提出了“朕方以文治”他自己“一吟一詠，冠絕當時”。到了世宗、章宗時，“儒風丕變，庠序日盛”，文事“粲然可觀”。世宗時期雖然曾不鼓勵對漢文化的學習，卻極力發揚本民族文化，女真文化與漢文化是殊途同歸的。“章宗性好儒術，即位數年后，興建太學，儒風盛行。”金朝統治者對文化學習的積極態度，甚至以身示范，大力提倡，為當時的社會營造了一種良好的環境和氛圍，使宗室子弟深受影響，也必然推動宗室子弟努力向學，使得文化學習在宗室中蔓延開來。

金朝的民族遷徙政策也為學習中原文化提供了有利的契機。作為一個興起于東北并最終疆域囊括中國北方大部的少數民族政權，金朝的興盛過程也是從東北一隅逐漸攻占領土和擄掠人口的過程。最終金朝領土從東北延伸到中原腹地，囊括了大片的漢族聚集區，而占領區的包括漢族的原住民，自然也就成為其治下的新增人口。其間金朝多次進行民族大遷徙，如天會五年(1127年)金軍攻破開封后強制大批漢人遷徙，掠“華人男女，驅而北者，無慮十余萬”。女真統治者又“慮中國懷二三之心”在滅亡北宋后，幾次大規模地把多達數百萬的女真人從東北遷到中原各地，監視漢人。這些民族遷徙活動造成了女真、漢以及其它各民族交錯雜居。雜居的結果就是先進的民族文明被其他民族學習、吸收，各民族在文化的物質、行為、精神和制度各個層面上逐漸趨同并最終導致民族融合。而在王朝政權方面，為了達到穩定統治的目的，金代統治者也采用了“因俗而治”的手段，大量吸收漢族知識分子參與其政權。特別從熙宗朝起，一大批優秀的漢族官員被選拔出來擔任中央機構中的各種高級官吏，參與了金王朝的政治決策。臺灣學者陶晉生做過一個“金代統治階層種族分配表”，統計出金朝統治階層中各民族的比例，其中漢人占了40.1%，女真、契丹、渤海、奚族的官員共占59.9%。所有這些都使得金代在民間和官方兩個階層內都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在這種融合中，中原文化作為先進文化顯示了強大的向心力，兼容并蓄地把不同文明凝聚為一個更加豐富的文明，把不同的民族融合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華民族。作為在社會功能層面上直接關系到整個社會群體的知識結構的教育來說，更是民族融合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突出表現了少數民族對中原文化的強烈認同。

二、金代宗室教育培養人才的舉措

金朝統治者為了宗室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雖然沒有像宋朝那樣設立專門的宗室教育機構“宗學”和“宮學”，但是也提供了多種途徑。其中許多舉措或者是在教育機構的形式上仿效了中原文化政權宋朝，或者是在教育內容的選擇上就是以講授中原文化為最主要的內容，女真舊俗的影響和傳承逐漸式微。總而言之，從金朝針對宗室教育采取的舉措及教育內容來看，其對中原文化的仰慕和認同逐漸加深;皇室的教育態度也作為示范影響到民間，引起了廣泛效仿，文化認同和融合的趨勢不可逆轉。

金朝建立后，在教育的設置方面仿效遼朝和宋朝設立學校。《金史·選舉志一》記載：“凡養士之地曰國子監，始置于天德三年(1151年)，后定制，詞賦、經義生百人，小學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親、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孫年十五以上者入學，不及十五者入小學。”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始置太學，“初養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孫百五十人，曾得府薦及終場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大定十六年(1176年)又設置了府學，“凡十七處，共千人。初以嘗與廷試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親、并得解舉人為之。”同年詔“定宗室、宰相子程式等第”。府州學設置的地區有很多宗室居住，特別上京“王業所起”、“宗室聚居”，很多宗室子弟入府學接受教育。從上述《金史？選舉志》的記載可見，國子監所收的子弟大部分都是宗室子弟及非宗室的貴族子弟，偶爾也收些才華出眾者，金朝的國子監實際上具有與宗學和國學一樣的職能。在設置專職教育官員方面，金朝同中原王朝一樣，在東宮、王府設立官屬，專掌宗室子弟的教育。金朝宮師府內設有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等，專門負責太子的教育。海陵天德四年(1152年)，“始定制宮師府三師、三少”，這些人不僅掌保護東宮之事，還“導以德義”。東宮僚屬左諭德、右諭德、左贊善、右贊善，專“掌贊論道德、侍從文章”。東宮官員的人選是很嚴格的，海陵主張“上智不學而能，中性未有不由學而成者。太子宜擇碩德宿學之士，使輔導之，庶知古今，防過失”。另外金朝也很重視對親王府子弟的教育，親王府設傅一人，“掌師范輔導”，設府文學二人，“掌贊導禮義、資廣學問”。這些機構和官員的設置，都是受到了中原王朝的影響而成。

除了在以上仿效中原王朝設置的官方機構中學習，金代宗室子弟還可以入私塾(私人的學校)或者直接結交漢族文人從之學。在金朝有不少漢人知識分子、有才華者辦立私塾。如高霖，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進士，調符離主簿，后“以父憂還鄉里，教授生徒，恒數百人”。趙質，“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這些私塾是由諳熟中原文化甚至本身就是曾經在中原王朝內任職的優秀學者開設。又如出使金朝的宋人張邵被扣留在上京會寧后，“金人多從之學”，講授《易經》，“學者為之期日升僧座，鳴鼓為候，講說大義，一時聽者畢至。”史書中明確記載有宗室子弟入私學接受教育。宋朝另一位被扣的入金使者朱弁在金朝守節不屈，開館講學，“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此外很多宗室成員通過結交漢族文人來學習，完顏亮“延接儒生”。完顏允恭“專心學問，與諸儒臣講議于承華殿。燕閑觀書，乙夜忘倦，翼日輒以疑字付儒臣校證”。完顏永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完顏陳和尚，字良佐，“為人愛重士大夫，王渥仲澤在其兄幕府，良佐從之游，學仲澤書，極可觀”。完顏璹與很多漢族文人趙秉文、楊云翼、雷淵、元好問等交善。可見宗室成員對中原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非常景仰并愿意積極主動地求學。在與漢族文人墨客的交往中，宗室們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與熏陶，掌握了大量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原文化知識。

除了官學和私學，在宗室家庭內部還經常會有多種形式的教育。其中一種形式是請家庭教師，受聘的多為漢族知識分子。熙宗“幼時，詞臣韓昉已教之學，稍賦詩染翰”;張用直少以學行稱，宗干曾延置門下，使海陵及其兄充從之學;宣宗“設學養士，辟館集賢，……體貌以禮大臣”。皇帝還對宗室子弟采取定時、即時教育，往往貫穿在日常的交談之中，并且以中原王朝歷史典故為談話內容。如世宗曾對太子說：“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以為則也。”此外以身示范、臨終遺訓等也是金朝統治者采用的對宗室子弟的常見教育方式，其內容也多為儒家的倫理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