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初，日薄西山的清王朝開始推行“新政”，教育革新亦是其中重要一環。光緒末年，學部頒布《強迫教育章程》，明文規定7歲以上幼童必須入學讀書，否則就要“罪及父母”。此令一出，廣州城里無數父母心生惶恐，以為既是“強迫教育”，官家一定會派出警察，將小兒捉拿到學堂里去。大家三五成群，紛紛把孩子送進私塾，念不念書不要緊，先混個學籍再說。于是，清廷推行“強迫教育”的最初幾年，城內各家私塾倒是發了不少財。《民權畫報》的記者看不過眼，覺得官家信息不透明，才是亂象之根源，“愚夫婦誤解誤疑，情固可笑，然當道者亦應出示解釋，以善后事也”。由于時局紛亂，財政緊張，晚清年間推行的“強迫教育”更多地停留于紙面之上，但它畢竟是近代義務教育的先聲，其后的數十年間，義務教育的推行亦是時斷時續，十分艱難，但廣東的知識精英從未放棄過開啟民智的努力，這一份誠意值得銘記。

民間亂象“強迫教育”嚇壞了爹娘

清朝末年，一份名為《強迫教育章程》的官方文件出爐了(以下簡稱《章程》)。這份由學部頒布的文件只有10個條款，卻開了近代義務教育的先聲。

按《章程》規定，全國各地必須廣設勸學所；各個省城須設蒙學100處，各府州縣設40處；孩子滿了7歲一定要入學，否則“罪及父母”；朝廷每過兩年考核，地方官如果敷衍塞責，查實后予以處罰；如有地方紳士捐資助學，也會給予獎勵。

警察挨家挨戶上門調查

朝廷詔令一下，地方官自然就忙亂起來了。在省城廣州，警察紛紛出動，挨家挨戶上門調查，統計適齡兒童數目，以作“強迫教育”之預備。“強迫教育”壓根就是個新事物，大家以前從來沒聽說過，官家也沒好好釋疑，只是翻來覆去強調“幼童不入學，將罪及父母”。這下，家有小兒的父母心里全打起了鼓，警察挨家挨戶上門是什么意思，會不會把孩子鎖將起來，押進學堂去？左鄰右舍一商量，還是把孩子先送進私塾避一避的好。

媒體批評政府信息不透明

據當時的《民權畫報》報道，城內各處私塾人頭簇簇，家長們的首要目標就是為孩子掛個名，拿個學籍，以免被警察拘了去。爹娘憂心如焚，私塾先生趁機提價，發筆小財。“強迫教育”本意在于減少文盲，惠及民眾，這樣一來，倒成了不折不扣的擾民之舉。《民權畫報》覺得亂象根源在于官家解釋工作做得太差，信息不夠透明，于是大聲疾呼：“愚夫婦誤解誤疑，情固可笑，然當道者亦應出示解釋，以善后事也。”

說實話，清王朝當時已日薄西山，推廣“強迫教育”只能是雷聲大，雨點小。朝廷一開始放話，初等小學堂不收學費，但很快學部就變了卦，要求京城外的小學堂征收學費，地方士紳趁機攤派學捐。窮家小戶本就指著孩子干活，沒多少父母有心送孩子讀書，哪里還架得住各種攤派。隨著朝廷氣數已盡，《強迫教育章程》也就不了了之。

不遺余力 ：巧媳婦難為無米炊 陳獨秀勉力多籌錢

1912年元月，教育總長蔡元培發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以下簡稱《通令》)。全國的學堂從此全改名叫學校，初等小學上4年，簡稱“初小”，這4年為義務教育階段(那時仍叫“強迫教育”)，免收學費，主要開設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等啟蒙課程。

考慮到當時時局動蕩、戰亂頻仍的事實，以蔡元培先生為代表的知識精英要想實現推行義務教育，開啟民智的宏愿，實在過于理想主義了。以廣東為例，從1913年—1919年，全省每年的教育開支只有三四十萬銀元，整個業界“要錢沒錢，要人沒人”，哪有能力推行義務教育呢？直到1919年，據統計，全省在學兒童只有近17萬人，只占了適齡兒童總數的5%。“5%”這個數字，彰顯了知識精英豐滿的理想與民國初年文盲扎堆這一“骨感”現實之間的差距。

1921年，廣州建市，政局略略安穩了一些。當年3月，陳獨秀受邀南下，主持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同時擔任委員的還有廖仲愷、許崇清等名人。這些社會名流雄心勃勃，很快就制定了義務教育分年推進辦法，計劃用六年的時間，在整個廣東逐漸推行義務教育。如果手頭沒幾個銀元，這個《辦法》也難免“紙上談兵”的命運，要說陳獨秀在這方面的“議價”能力還是很強的。1921年，廣東的教育經費開支突破了200萬元。

之后，隨著政局漸趨穩定，廣東的教育開支不斷增加，到1928年，全省教育開支達到了近千萬銀元，就全面推行義務教育而言，這點錢仍是杯水車薪，但與民初“捉襟見肘”的窘境相比，還是有所改善。經費奇缺的困境略有緩解，師資短缺的問題又擺到了臺面上。當時雖說有教師資格考試，但“無證上崗”的小學教員大有人在。1930年8月，“廣東省立小學教員補習函授學校”掛牌成立，專門招收“無證人員”，每次補習歷時一年，補習內容則涵蓋了教學法、教師管理、兒童心理學等領域，至于一年到底能學到多少，則要看每個人的造化了。

無奈變通：一年制小學大行其道 只求孩子認得幾個字

真金白銀的投入還是有所效驗的，民國初年，廣州不過只有寥寥幾所市立小學，到了上世紀30年代初，市立小學已增加到80多所，學生總數近3萬人。即便如此，義務教育也不過是“星星之火”。1935年，省教育廳做了個統計，發現全省300多萬名學齡兒童中，只有100多萬人上了學。廣州雖貴為省城，兒童的失學率也高達63%，實在說不上有多光彩。

雖說官方規定公立小學不收錢，但財政投入有限，學校自會想辦法“創收”。一所市立小學一年到頭的雜費總得開支掉好幾塊銀元，如果孩子要加入“童子軍”，光服裝費就要十數銀元，對窮家小戶來說，這還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因此無奈棄學者，大有人在。

再說，那時的公立小學全都要考試，富人家的孩子往往會先去上個補習班啥的，再來報考，窮人家的孩子幫父母干活還來不及，既沒錢也沒時間去上補習班，自然不如“富二代”有勝算，如此一來，義務教育反而便宜了“富二代”。

“四年制義務教育”推行緩慢，官方退而求其次，轉而推行“一年制義務教育”，美其名曰“短期小學”。短期小學真正做到了免費，連紙筆都是現成的，教的內容也只有“國文”一科，換言之，不過是教孩子們認識幾個字，不做睜眼瞎而已。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根據當時的報紙報道，有些窮人家不愿送孩子來上學，恰是“免費”惹的禍，因為官家向來無利不起早，如今“短期小學不收學費，課本和學習用品也免費供給，現在官廳更強迫入學，一定對孩子有一點不利”，至于到底哪一點“不利”，他們沒法想清楚，反正不去上學就對了。對此，知識精英們只能徒喚奈何。

數說清朝末年，官方出臺《強迫教育章程》，共有10個條款。按《章程》規定，全國各地必須廣設勸學所；各省城城須設蒙學100處，各府州縣設40處；孩子年滿7歲一定要入學，否則“罪及父母”。

1912年元月，教育總長蔡元培發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以下簡稱《通令》)。全國的學堂從此全改名叫學校，初等小學上4年，簡稱“初小”。

從1913年~1919年，全省每年的教育開支只有30多萬銀元。到1919年，據統計，全省在學兒童只有近17萬人，只占了適齡兒童總數的5%。

1921年，廣東的教育經費開支突破了200萬銀元，之后不斷有所增加，到1928年，全省教育開支達到了近1000萬銀元，業界“捉襟見肘”的窘境有所改善。

上世紀30年代初，廣州市立小學增加到80多所，學生總數近3萬人。即便如此，義務教育不過是“星星之火”，廣州兒童失學率仍高達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