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2年到1949年，民國政府一共在大陸存在了37年，可就是這個標榜“亞洲第一民主共和”的國家，其腐敗的程度，甚至超過了封建專制的清朝。這一點，就連孫中山先生都看不過去了。他在目睹前赴后繼的腐敗現象之后，憤然說：“那些公仆們，把中國搞得不成樣子。”

當然，作為民國政府大部分時間的執政者，為了維護統治，提高行政效率，蔣介石曾經“頻出重拳”反腐，也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收到了效果。但總體來說，民國的腐敗現象不但沒有得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1947年8月2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特使魏德邁批評說：貪贓受賄和殘酷鎮壓的政策把政府搞得四分五裂。歷史學家吳相湘則在《孫逸仙先生傳》一書中評論說：“南京時代官僚腐化比較北洋時代有過之無不及。”

當時人們編造了一些歌謠，來諷刺國民黨的腐敗現象。如：“半分責任不負，一句真話不講，二面做人不羞，三民主義不顧，四處開會不絕，五院兼職不少，六法全書不問，七情感應不靈，八圈麻將不夠，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視不怕，百貨生意不斷，千秋事業不想，萬民唾罵不冤。”

蔣介石反腐為何越反越腐？我們從轟動一時的孔祥熙案中或可一瞥端倪。

1942年，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的第五個年頭。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相持階段。面對日益緊張的財政需要，國民政府決定“同盟勝利美金公債”。號召民眾用國幣購買，許諾抗戰勝利后還之以美元。

由于通貨膨脹，美券價格持續上漲。僅僅一年后，美券的價格已經上漲了10多倍。鑒于這種情況，時為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致函蔣介石，請求停止美券銷售。

就在這當兒，國庫局局長呂咸看到了發財的機會。他于1944年1月命債券科科長熊國清代擬了一個簽呈，中稱：“查該項美券銷售余額，為數不貸，擬請特準所屬職員，按照官價購進，用副國家吸收游資原旨，并以調劑同人戰時生活。”

所謂“官價”，就是原始價格的20元。此時美券市場價格已經漲到近300元，如果按照20元價格購買剩余的5000余萬美券，里面就有100多億國幣的價差款。按照呂咸的辦法，這筆巨款就會成為國庫局“同人”的“小金庫”。很明顯，這是一個損公肥私的簽呈。但孔祥熙卻批了一個“可”字，并且加蓋了“中央銀行總裁”的官章。

當然，孔祥熙的“可”字不是白寫的。呂咸取得合法手續后，于1944年2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債券350萬元，折合國幣近1000萬元。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1945年春，國庫局的幾個知情年輕人開始向重慶國民政府秘密檢舉中央銀行美金公債舞弊案。蔣介石知道后，命令對此事進行查處。不就，蔣介石就發現孔祥熙在此案中有重大嫌疑。當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苦痛極矣”。

孔祥熙是何許人？他妻子叫宋靄齡，是宋慶齡和宋美齡的姐姐。宋美齡又是蔣介石的妻子。換句話說，孔祥熙與蔣介石是連襟，一家人。反腐反到家人頭上了，蔣介石當然“苦痛極矣”。

怎么辦呢？1945年7月13日，蔣介石召見孔祥熙，將此案調查經過、事實、人證、物證一一告訴他，“囑其好自為之”，意在保護他。沒料到孔祥熙不領情，居然否認此事。蔣介石不得不直接出示相關證據，并“嚴正申戒”。孔祥熙才默認。

看樣子，蔣介石對這個連襟真心失望了。當晚他在日記中憤然寫道：“余以如此精誠待彼，為其負責補救，而彼仍一意狡賴，可恥之至！”

雖然如此，蔣介石仍然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7月24日，他發表命令，準許孔祥熙辭去中央銀行總裁一職。并在命令中要孔祥熙自行處理國庫局局長呂咸等涉案人員。8月17日，蔣介石把司法部部長謝冠生、俞鴻鈞和陳其采約來商談該案的處理辦法。談了什么，我們無從知曉，這三人對蔣介石的意圖倒是揣摩到了。8月26日，陳、俞二人向蔣介石遞交書面報告，聲稱此案“未按通常手續辦理，容有未合”，“亦有未妥”。都是非常輕描淡寫的提法。

蔣介石接到報告后，沒有給出新的指示。一場曾經轟動一時的舞弊案件就此不了了之。